凱恩被捕那天，名古屋下著雨。
他剛結束一場演講，地點是站前公園的一棵大銀杏樹下。
聽眾不多，三十來個，大多是流浪漢和破產的商販，打著傘，披著塑膠布，沉默地聽他說話。
他沒有講竹簡上的古文，沒有講那個平面世界，只講一些很平、很慢、像河水一樣的東西。
“人活著，不需要向誰證明什麼。樹活著，不證明自己是樹。草活著，也不用證明自己是草。它們都是大自然優勝劣汰留下的必然結果。
同理：你們活著，也不需要像任何人證明自己配活，老老實實做工拿薪水，傳宗接代………”
雨落在銀杏葉上，發出細密的、沙沙的聲響。沒有人鼓掌，沒有人提問，沒有人歡呼。
大家只是圍著凱恩，靜靜地在那裡聽著。
然後警車來了。
不是一輛，是五輛。
藍白色的車身上貼著“警視廳”的黑字，頂燈在雨中旋轉，發出刺目的、間歇性的紅光。
十幾個警察從車上跳下來，黒制服，白手套，防暴盾牌。
他們沒有衝散人群，沒有喊話，只是圍住了那棵銀杏樹，圍住了凱恩。
人群開始騷動，但沒有人跑遠。
他們站在警戒線外，遠遠地看著，看著那個穿深色夾克的北美人人被反剪雙手，戴上手銬，推進警車。
全程，他一聲不吭，沒有掙扎，沒有辯解。
只有一臉淡然的微笑。
人群也沒有人喊“冤枉”，沒有人喊“放了我們的朋友”，沒有人發出任何聲音。（這就是人性）
只有雨，只有那些沙沙的、細密的、覆蓋一切的聲響。
警車開走了。銀杏樹下留下一張被踩溼的小冊子。
封面已經被踩的稀爛，露出開篇第一頁，依稀可以辨認出那幾個字——不爭，不搶，不問，不辯。
東京，霞關，法務省。
負責此案的是公安調查廳的一名年輕檢察官，姓高橋。
他坐在辦公室裡，面前擺著厚厚一疊卷宗，證人口供、現場照片、那本小冊子的鑑定報告、以及過去三個月全國三十八個都道府縣提交的“流浪人員異常減少”統計表。
數字不大，每個縣幾十到幾百人不等，但加起來，超過四千人。
四千個活生生的人，從街頭、公園、橋洞底下、廉價公寓裡消失，沒有留下任何痕跡。
沒有退租，沒有留言，沒有自殺遺書。他們只是像蒸發一樣毫無痕跡地消失了。
高橋翻完了所有材料，靠在椅背上，閉著眼睛，揉著太陽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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