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到延安的路上路不好走，坑坑窪窪的，卡車在上面顛得像要散架。代表團從西安出發的時候換了一輛中巴車，比卡車舒服一點，但也舒服不到哪裡去。
野原坐前面，周維新坐他旁邊，劉德榮和孫耀祖坐中間，陳默坐最後面，靠窗。他喜歡靠窗的位置，能吹風，能看外面，能躲開那些不想看的眼睛。窗外的風景從城市變成了田野，從田野變成了黃土坡。一眼望不到頭的黃土坡，光禿禿的，沒有樹，沒有草。風一吹，黃土滿天飛，眯得人睜不開眼。
中午的時候他們在路邊一個小鎮停下來吃飯。鎮子不大，一條街走到頭，兩邊是些低矮的土坯房，牆皮剝落了大半，露出裡面發黃的土坯。街上沒什麼人，只有幾條狗趴在牆根下曬太陽，懶洋洋的，連眼皮都不抬一下。司機找了家飯館，門面不大，裡面幾張桌子，桌上鋪著塑膠布，塑膠布上全是油漬。老闆娘是個三十來歲的女人，圍著個藍布圍裙，見人就笑，笑起來有兩個酒窩，看著挺和氣的。周維新點了幾個菜，大家坐下來等。
陳默坐了一會兒覺得悶，站起來走到門口點了一根菸。外面風大，打火機按了好幾下才打著。他深吸一口，煙霧在肺裡轉了一圈再吐出來，一下就被風吹散了。飯館對面有個水井，一個男人在打水。穿著灰布衣裳，頭上戴著頂破氈帽，彎著腰搖轆轤，動作很慢，一搖一搖的，像放慢了鏡頭。陳默看了他一眼，沒在意。路上什麼人都有，打水的、趕車的、挑擔的，見多了就不奇怪了。他把煙抽完了，轉身回了飯館。
吃完飯大家上了車，繼續趕路。開了沒多遠，車裡就悶得不行。土路揚起的灰塵從窗戶縫裡鑽進來，嗆得人直咳嗽。孫耀祖用袖子捂著嘴，嗚嗚囔囔地說這路什麼時候是個頭。沒人搭理他。
水壺是劉德榮拿上車的。他最後一個上車，手裡提著個鐵皮水壺，壺身灰撲撲的，看起來有些年頭了，漆皮掉了好幾塊，露出裡面黑乎乎的鐵皮。他隨手放在座位下面，說了一句“路上喝”，也沒多說什麼。陳默看了那個水壺一眼，沒在意。出門在外帶水壺太正常了，不帶水壺才不正常。
開了一段路，周維新說口渴了，嗓子幹得冒煙，問誰帶了水。劉德榮彎腰從座位下面把那個鐵皮水壺提起來遞給他。周維新接過去擰開蓋子，把水壺舉起來，嘴湊上去，要往嘴裡倒。
“等一下。”
陳默不知道自己為什麼喊了這一聲。聲音不大，但在這悶熱的車廂裡，每個人都聽見了。周維新的手停在半空中，水壺的嘴離他的嘴唇不到兩釐米。他偏過頭看著陳默，等了一會兒，眉頭皺了一下。
“怎麼了？”
陳默盯著他手裡的水壺，說不上來哪裡不對。水壺灰撲撲的，壺嘴邊緣有什麼東西在反光。光很細，不仔細看根本看不出來。但他看出來了。他的眼睛在無數個黑暗的夜裡、在無數盞昏暗的檯燈下、在無數張需要仔細辨認的底片和地圖前，練出了一種別的本事。他能看到別人看不到的細節，那些被大多數人忽略的細節。
“讓我看看。”
他從座位上站起來，走過去從周維新手裡接過水壺。鐵皮壺身摸著有點涼，但不是很涼，是那種在車廂裡放了半天該有的溫度。他擰開蓋子，把水壺湊近鼻子，聞了聞。
他的鼻子在特高課的檔案室裡聞過無數種化學藥品的味道。有些是檔案上的油墨味，有些是倉庫裡的消毒水味，有些是實驗室裡的藥水味。他聞過的味道太多了，每一種都刻在記憶裡，像檔案一樣分門別類地存著，隨時可以調出來比對。這種味道他聞過。去年在特高課的實驗室裡，一個技術員給他看過一瓶東西，無色無味的液體，說“這是氰化物”。但氰化物沒有味道，溶解氰化物的溶液有。很淡，不仔細聞根本聞不出來。
“這水不能喝。”
車廂裡靜了片刻。那幾個人同時轉過頭來看著陳默。野原的目光從前面射過來，像刀子一樣紮在他臉上。周維新的眉頭皺得更緊了，嘴唇動了一下沒說出話。劉德榮的臉色白了。孫耀祖張著嘴，餅乾的碎渣還在嘴角，瞪大了眼睛看著那隻水壺。
“有人投毒了。”陳默的聲音不大，但是每一個人都聽得很清楚。
車廂裡安靜極了，安靜得能聽見遠處風吹過黃土坡的聲音，嗚嗚的，像有人在哭。
“你怎麼知道？”劉德榮問。他的聲音有點緊，像是嗓子眼被什麼東西卡住了，說出來的話都帶著顫。
陳默沒有回答。他把水壺放在地上，用腳踢到一邊。從口袋裡掏出煙盒抽出一根點上，深吸一口，煙霧在肺裡轉了一圈再吐出來。他看著那縷煙，想好了說辭。
“我聞出來的。氰化物沒味道，但溶解氰化物的溶液有。去年在特高課的實驗室裡我聞過這種味道。”
周維新放下水壺，看了陳默一眼。他看的時間不短，不像是看救命恩人的眼神，像是在估量，在掂量，在看這個人到底值多少錢。在76號幹了這麼多年，他比誰都清楚，能在水裡聞出毒藥的人，不是一般人。一般人聞不到，一般人也不會去聞。只有那些天天跟毒藥打交道的人，才會對毒藥的味道這麼敏感。
“陳先生，謝了。”周維新先開口了。他的聲音恢復了正常，不快不慢，不高不低，和在南京的時候一模一樣。
劉德榮也跟著道了謝，聲音不大，說了句“多謝”。他的臉色還是很白，嘴唇的顏色也淡了，像刷了一層白漆。孫耀祖連連點頭，說了一長串感謝的話，什麼“要不是陳先生咱們就完了”“陳先生真是火眼金睛”“回去一定要好好謝陳先生”，聲音又尖又細，像一隻受驚的母雞在叫。野原沒說話，坐在最前面一動不動的。陳默不知道他在想什麼，他不看野原的臉。有些人的臉不能看，看了就知道他們在想什麼，知道了就不安全了。
車繼續往前開。陳默靠在座位上，把大衣領子豎起來，遮住了半張臉。窗外的黃土坡在夕陽下泛著暗紅色的光，一片一片的，像凝固了的血。他看著那片暗紅色，想起了衡陽，想起了戰俘營裡那些餓得皮包骨計程車兵，想起了啞巴在碼頭接過彈藥箱時的樣子。
投毒的人是誰？是那個在井邊打水的男人嗎？那個穿著灰布衣裳、頭上戴著頂破氈帽、動作慢吞吞的。他打水的時候看了這邊一眼。也許他就是在看，也許他在等。等他們把水壺灌滿，等他們帶著那壺水上了路，等他們喝下去，等他們死在這條荒涼的黃土路上。
軍統要殺他們。殺整個代表團。他們不在乎誰是誰，在他們眼裡，這五個人都是漢奸，都該殺。野原該殺，周維新該殺，劉德榮該殺，孫耀祖該殺，他也該殺。他們不會區分“這個漢奸是假的，那個漢奸是真的”。在他們眼裡，漢奸就是漢奸。不管是真的還是假的，不管是自願的還是被迫的，不管是穿西裝的還是穿軍裝的。只要你是汪偽的人，只要你是日本人的走狗，你就該死。
他救了那四個人。野原、周維新、劉德榮、孫耀祖。一個日本人，兩個汪偽特務，一個軍統臥底。他救了他們的命，他們感激他。周維新說“陳先生，謝了”。劉德榮說“多謝”。孫耀祖說了一長串。野原什麼都沒說，但他知道野原記住了。野原這個人，什麼都不說的時候，反而記得最清楚。他不說謝謝，但他會記得。記得誰救了他的命，記得誰在水壺裡下了毒，記得誰在關鍵時刻喊了一聲“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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