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10月20日，陳默這輩子都忘不了這一天。卡車在黃土路上顛簸了一整天，骨頭都快散架了。快到傍晚的時候，司機說了一聲“前面就是延安了”。
陳默從座位上探出頭，透過滿是灰塵的車窗往前看。遠遠的，他看到了那座塔。寶塔山上的那座塔，在根據地那些從延安寄來的檔案上、在那些從窯洞裡帶出來的信封上、在那些油燈下寫成的報告裡，他見過無數次。那些照片是黑白的，黑的黑，白的白，沒有顏色。但現在他看到的塔是土黃色的，在夕陽下泛著金光，整座山像是被人用金粉潑過一遍，亮得晃眼。延河在塔下面繞著彎，水面上閃著碎金一樣的光，一圈一圈的，晃來晃去。
他的眼眶熱了一下。就一下。他眨了眨眼，那點熱氣就散了。他不能讓人看出來，不能讓人看到他眼眶紅了，不能讓人看到他手在抖，不能讓人看出他心裡那點壓了不知道多少年的東西正在往外湧。他把目光從窗外收回來，低下頭，從口袋裡掏出煙盒，抽出一根叼在嘴裡，沒有點，就那麼叼著。
車子進了城。說是城，其實就是個鎮子。一條主街，兩邊是些土坯房和窯洞，街上人來人往的，有穿軍裝的，有穿便服的，有扛槍的，有挑擔的，有趕著毛驢的。
路邊有人在賣東西，紅薯、土豆、大白菜，擺在地上，用塊布墊著。幾個孩子追著一隻狗跑，狗跑得快，孩子們追不上，嘻嘻哈哈地笑著。一切看起來那麼平常，平常到不像是一個被圍困了多年的根據地，平常到像是在任何一箇中國的小鎮子上都能看到的景象。但陳預設得這種平常，不是真的平常，是那種在戰火中硬撐出來的平常，是那種把日子過下去、不管多難都要過下去的平常，是那些靠野菜、樹皮、皮帶撐過來的人用命換來的平常。
車子在一棟灰磚樓前停下來。門口站著幾個人，穿著灰藍色的軍裝，有的戴著帽子，有的沒戴。陳預設得那些人臉上的表情——那種在根據地待久了的人臉上特有的表情，不是笑，不是不笑，是那種見過太多生離死別之後沉澱下來的平靜。他們從車上下來。野原走在最前面，周維新跟在他後面，劉德榮和孫耀祖跟在他們後面，陳默走在最後面。那幾個人迎了上來，領頭的那個四十來歲，方臉濃眉，說話聲音不大但很清楚。
“歡迎歡迎，一路辛苦了。請進，首長在等你們。”
陳默跟在那幾個人後面走進了那棟灰磚樓。樓裡很簡樸，牆刷了白灰，地板是水泥的，窗框是木頭的，玻璃擦得很亮。走廊裡掛著一幅地圖，地圖上標註著各個戰區的形勢，紅藍箭頭你來我往的，看得人眼暈。他經過那幅地圖的時候多看了一眼——日軍的箭頭已經打到了貴州，重慶的門戶都快被踹開了。他把目光收回來，繼續往前走。
宴會廳不大，擺了三四桌。桌上鋪著白桌布，放著碗筷酒杯，菜品不算豐盛，但擺得整整齊齊。有紅燒肉、燉雞、炒雞蛋、豆腐、白菜，還有一盆小米粥。這些東西在上海不算什麼，在延安，這已經是能拿出來的最好的東西了。
陳默站在那裡，看著那些菜，想到了衡陽戰俘營裡那些餓得皮包骨計程車兵，想到了方明遠的妻女在破屋子裡啃涼饅頭，想到了啞巴在碼頭上扛彈藥箱時凸起的脊背。他端起桌上的茶壺給自己倒了一杯茶，茶是苦的，但是清香，喝了一口，那點清香在舌尖上轉了一圈才散開。
中共方面的幾位領導走了進來。陳預設得其中幾張臉——在根據地的報紙上見過，在檔案上見過，在那些從延安寄來的照片上見過。他們穿著和普通人一樣的灰藍色軍裝，腳上穿著布鞋，有的還打著補丁。他們和代表團的每一個人握手，說“歡迎歡迎”，“一路辛苦”。每一個人的手都很有力，握上來的時候不輕不重，剛好能讓你感覺到溫度。
最後走過來的是周恩來。他穿著灰藍色軍裝，衣領釦得整整齊齊，頭髮梳得一絲不苟，看起來和照片上一模一樣。他走到陳默面前，伸出手，陳默握住。那隻手很溫暖，掌心有薄薄的繭。然後他的手指輕輕捏了捏陳默的手。不是握緊，是捏了捏，三下，很輕，輕到如果不在意根本感覺不到。但那三下的力度、節奏、間隔，每一個細節陳默都記得清清楚楚，這輩子都忘不掉。
他在告訴陳默——我知道你是誰，我知道你在做什麼，你放心，有我們在。
陳默的眼睛又熱了一下。這次比剛才更熱，熱到他差點沒忍住。他眨了眨眼，那點熱氣又散了。他不能哭，不能在這裡哭，不能在這些人面前哭，不能在這個地方哭。他鬆開了手，退後一步。
宴會開始了。野原被安排在主桌，周維新坐在他旁邊，劉德榮和孫耀祖也在主桌。陳默被安排在次桌，和幾個中共方面的幹部坐在一起。他們問他從哪裡來，做什麼工作，對延安有什麼印象。他一一回答，說從上海來，在特高課做經濟顧問，第一次來延安，覺得延安很好，很樸素，很不一樣。那些幹部聽了點了點頭，沒有多問。
陳默坐在那裡，把碗裡的飯一口一口地扒完。他不知道這頓飯吃了什麼，只知道嘴巴在嚼、喉嚨在咽、胃在接收。他的腦子裡一直在轉剛才那個握手，那三下。他想起方明遠，方明遠在那盞翠綠色燈罩的檯燈下說“等不用再演戲的那一天”。他不知道那一天什麼時候來，但今天這一次握手告訴他——那一天會來的。總會來的，只是時間問題。
宴會結束了。代表團被安排住在一排窯洞裡，陳默分到了最邊上的一間。窯洞不大，一張床、一張桌子、一把椅子、一盞煤油燈。牆上糊著報紙，報紙已經發黃了，邊角捲曲著。他坐在床沿上，從口袋裡掏出煙盒，最後一根了，點上。煤油燈的火苗在風中晃來晃去，他的影子在牆上也跟著晃來晃去，忽大忽小的。
他想起了根據地。想起了在窯洞裡批檔案的那個人，想起了他那次去根據地彙報工作時的情景。他坐在一張舊桌子後面，手裡握著一支鋼筆，面前攤著厚厚一沓檔案。他抬起頭看了陳默一眼，說了一句“辛苦了”。就這一句，他記了一輩子。
現在他來到這個人待的地方。住他住過的窯洞，走他走過的路，看他看過的山，喝他喝過的水。但他不能見他。他現在是汪偽代表團的成員，是日本人的走狗，是漢奸，是那些應該被關起來、被審判、被槍斃的人。他不能走進那扇門，不能坐在那把椅子上，不能聽到那句“辛苦了”。
他把煙掐滅了，把菸頭塞進口袋裡，和那些他捨不得扔的東西放在一起。躺下來，盯著窯洞的頂。頂是拱形的，用木頭撐著，木頭上落著灰。他盯著那片灰，想起了很多事。
明天，代表團要去參觀。去參觀學校、工廠、農場，去看那些共產黨想讓日本人看到的東西。他會帶著相機，拍很多照片，寫很多報道，然後在離開延安之後，把那些不該讓日本人看到的畫面，存進他的空間裡。那些畫面裡，有孩子在讀書、農民在種地、士兵在訓練。那些畫面裡，有希望。
窯洞外面傳來哨兵換崗的腳步聲，一下一下的，在寂靜的夜裡格外清晰。他聽著那腳步聲，聽著自己的心跳，聽著遠處延河的水聲。那些聲音混在一起，像一首很老很老的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