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完地塊第三天，於龍去了趟養老院。程爺爺打電話說小杰出院後一直唸叨於叔叔。於龍到的時候小杰在活動室跟別的孩子下跳棋，燒退了，臉上有了血色，笑起來跟影片裡追皮球那孩子一模一樣。於龍陪他下了兩盤，輸了兩盤——不是讓的，是真下不過一個剛退燒的七歲孩子。
從活動室出來，他本要直接回辦公室。走到二樓樓梯口，腳步忽然慢了。說不上來為什麼——走廊還是那條走廊，消毒水和樟腦丸混在一起的味道，扶手掉了漆，但空氣裡有什麼東西不對。一種很難形容的沉悶感，像陰天傍晚壓得很低的雲層。
於龍往三樓看了一眼。三樓住剛入院或身體狀況不太好的老人，門通常關著。但今天有一扇門虛掩著，門縫裡透出一道窄窄的光。他走上去敲了敲門框。
“進來。”聲音悶悶的，像從被子裡傳出來的。
房間不大。靠牆的單人床上坐著一個老人，背微駝，頭髮全白了，穿一件洗得發白的格子睡衣，手裡捏著張照片翻來覆去地看。床頭櫃上擺著個相框，相框裡是一對年輕夫婦和一個男孩的合影。老人抬起頭，眼眶是紅的，眼角皺紋裡還溼著。
“您是……”老人連忙用手背擦眼睛，把照片塞到枕頭底下。
“我叫於龍。您是周爺爺吧？聽樓下護工提過您，剛搬來兩天。”
周爺爺應了一聲，低下頭，兩隻手搭在膝蓋上。那雙手骨節粗大，指甲縫裡還有沒洗乾淨的墨漬——畫圖紙留下的那種藍黑色印子。床頭櫃上除了相框還摞著幾本舊筆記本，封面印著某設計院的字樣。
“退休前是工程師？”
周爺爺抬起頭，眼神亮了一下又暗了。“建了一輩子橋。濱海那座跨江大橋，北段是我負責的。那時候一天跑三趟工地，曬脫了兩層皮。”他嘴角動了動，像想笑但沒笑出來，“現在連下樓都費勁。”
於龍在床邊坐下。過了一會兒，周爺爺才又開口，聲音很輕，像怕被別人聽見。“我兒子在國外。兩年沒回來了。南美，做工程監理，以前每個月打一次電話，後來兩三個月一次。最後一次是九月初——到現在快四個月了。電話打不通，微信不回，郵件發了十幾封，一封都沒回。”
他從枕頭底下抽出那張照片。照片上他大概五十多歲，頭髮還是黑的，站在一座剛合龍的橋樑前面，旁邊是個二十出頭的小夥子，戴著安全帽，笑得露出兩排白牙。
“我就這一個兒子。他媽走得早，我一個人拉扯大。他出國時說，爸，等站穩了腳跟就接你過來。我不想去，就想知道他還活著。”
最後那句話說得極輕。不是質問，不是埋怨，就是一個父親在隔著一萬多公里、四個月沉默之後，對陌生人說出最底線的祈求。
於龍接過照片看了看，又看了看床頭櫃上相框裡那個缺了顆門牙、笑得眼睛眯成縫的男孩。他把照片還給周爺爺，掏出手機打給李娟。“幫我查怎麼聯絡駐外大使館，南美那邊的。有個中國公民在海外失聯四個月，需要確認安全。”
李娟說馬上查。於龍掛了電話：“我這邊的人會幫忙聯絡大使館。可能需要幾天。您把兒子的全名、護照號碼、最後一次聯絡的地址和時間儘量詳細告訴我。”
“你為什麼幫我？”周爺爺問。
又是這句話。於龍想了想，說：“我小時候也丟過我爸。我媽抱著我在火車站找了三天三夜，最後找到了——他出差忘帶手機。我媽那三天哭的樣子，跟您現在差不多。”
周爺爺嘴唇哆嗦了一下。他從床頭櫃抽屜裡翻出一箇舊信封，上面寫著兒子的護照號碼和在聖保羅的地址——字跡一筆一畫，每個字母都描得很用力，怕寫錯了。
於龍把信封收好，又陪他坐了一會兒。老人像是壓在胸口的大石頭被挪開了一點，話多了起來：兒子小時候的事，建橋時兒子放學就在專案部做作業，有一年過年兒子用廢圖紙給他做了張賀卡，歪歪扭扭寫著“爸爸是造橋英雄”。
“那張賀卡，”周爺爺又去看那個相框，“搬家搬了四次，都帶著。”
三天後，李娟衝進辦公室，手機還亮著。“於哥！領館回話了——找到了！他兒子在玻利維亞礦山上，那地方沒訊號，四個月出不來。人沒事，平安！”
十分鐘後於龍拿著手機到了周爺爺房間。影片接通的瞬間，螢幕那頭出現一張被高原紫外線曬得黝黑的臉，嘴唇乾裂，胡茬拉碴，眼睛紅紅的在拼命忍著什麼。周爺爺捧著手機，手抖得比程爺爺寫字還厲害。
“爸。”
“哎。”周爺爺應了一聲，然後就不說話了。父子倆隔著螢幕對視，誰也不掛。於龍輕輕退出去，把門虛掩上。走廊裡能聽見周爺爺的聲音，斷斷續續，笑一陣，沉默一陣，又笑一陣。
隔了很久門開了。周爺爺拄著柺杖站在門口，抓住於龍的手，抓得很緊。
“我這一輩子建橋，覺得建橋最難。現在才曉得，最難的是讓人心裡頭那座橋不塌。你幫我修了一座橋——從我這兒到我兒子那兒，一萬多公里，跨海跨山。我這輩子修了那麼多橋，都沒你這座長。”
同一時刻，濱海市中心天和集團總部頂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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