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夏天之後，李格非夫婦因為十分適應在大秦府的生活，於是作主留下了秦霏，而讓李清照帶著剛滿兩週歲的秦霄來到了杭州團聚。
而秦剛此時在杭州卻是開始忙得腳不沾地，就算是心心念念急著想見面的兒子，都硬生生地推遲了大半天。
無他，雖然這一輪的政治、經濟、文化以及軍事變革並沒有推及全國範圍，但是以其觸及到的社會各個程度之深、影響變化之大，便是與曾經的熙寧變法相比，也有之過而無不及！
好在有了幾乎可站在“上帝視角”的秦剛，不僅能夠總結出王安石的變法之失，還能夠借鑑之後大明張居正變法之得，精準地把握住，變法之重點並非在於法本身，而是利益集團在變法前後的得失及地位的變化。
對此，切實有效的做法只有兩種：
第一種，徹底搞死對方。比如商鞅變法，直接舉起大刀毫不留情地砍向老秦貴族階層，雖然最後商鞅死於對方的反撲，但貴族群體還是退出了秦國的政治舞臺，更為先進的勳貴與地主階層支援著秦國最終走上了一統六國的富強之路。
類似的成功變法還多生於新舊朝代更替之時，變法者實際上是享受了這種時期下，本來就存在著新舊利益群體的更替紅利，讓這種更替成為一種事實是和進步。
第二種，與舊利益群體的妥協。比如秦剛這次想要借鑑的張居正一條鞭法，他原本希望的只是藉此減輕民眾的稅賦負擔，但是卻沒有赤裸裸地要求大地主階層吐出原來的利益。而只是溫和地提出“原來的不動你們，但新的就不要再擴大了”的建議，及時限制住了他們瘋狂鯨吞國家與百姓利益的舉動。以此換來對於農民日益惡化的生存環境的改善，從而部分地實現了改革的目的。
此後在西方國家的相關資產階級革命中，其大多都能獲取勝利的一個重要原因，便就是透過生產力以及制度領先的優勢，誘惑更多的地主階級主動進化成為資產階級。像是英國的“圈地運動”，把“資本家搶奪地主土地”的事實行為，轉化為地主們主動改造牧羊場，並投資紡織廠，從而享受到變革之後的工業產業利潤。
換句話說，拉攏與轉化，遠遠高於簡單的打擊與消滅。
秦剛深知，十二世紀初的大宋，正首次站在了三大文明可能交匯相撞的路口：
農耕文明在中華大地進入了最鼎盛時期，但是在它北方，幾乎相同時代誕生髮展起來的游牧文明，也在各種交融學習中虎視眈眈。這個歷史時刻，唯一可能帶來希望與變化的，便就是在東南沿海地區正在如冒角荷葉一樣的海洋文明萌芽。
這是一個繁華與危殆共生的關鍵性歷史節點。在汴梁的御街之上，酒旗招展，勾欄瓦舍裡傳出的絲竹聲與叫賣聲交織，如清明盛世一般的舟車輻輳、人煙阜盛，是這一文明臻於極致的註腳。
漫眼大宋二十五路的萬里江山，山河壯麗、良田萬頃，富庶豐盛的物產，滋養出了人類文明難以企及的極致財富；萬萬生民，禮義述志，詩詞賦文的科舉選拔之中，孕育出隋唐以來最燦爛的風流文氣，讓趙宋一朝的風華，在史冊裡暈染出最溫潤的青綠之色。
可是生於這一時代的常人誰又能想到，塞北的凜冽朔風早已吹裂了盛世永恆的幻夢，僅僅只是一二十年的時間，游牧草原的主角便就會瞬間易主，更為兇殘無敵的鐵騎之敵呼嘯而來，承平方過百餘年的中原大地，再次燃遍野蠻人的烽火！
巧舌如簧、才富八斗的君子大臣們，在那時只能匍匐於野蠻人滴血的刀尖之下，戰戰兢兢地獻人諂媚保命的頌詞；
百年文明積累起來的財富，或是化成了殘焰焚盡之後的東京斷垣殘壁，或是變作了草原鐵騎的銳利刀劍與隆隆火炮，又或是成為了草原貴族盡情享受的文明奢華淫樂。更為先進文明的錦繡河山，終究卻抵擋不住野蠻人的鐵蹄屠刀，如同被用來生火取暖的絲帛楠木，於腥臊的帳篷之中，散發著它可悲又可憐的最後一絲香氣；
唯有在血淋淋傷口之下的東南沿海，還能因為大江的一時屏障，換取短暫的寧靜時光。只是，這段時代的偏愛，本應是給予新興海洋文明的成長時機，讓這新闢的海上絲綢之路，再次連線起東西方的文化交流，讓仍顯孱弱的華夏能夠汲取起更多的異域力量，從而可以改變農耕文明的實力根基，重振這一時代應有的中原雄風。
只可惜，傳統儒學的守成與內斂，終究還是固執地捂住那縷初露鋒芒的海洋文明之光。愚蠢的封建權貴，只懂得盡享海貿稅收的紅利滋潤。在西湖暖風的薰陶之下，親手摧毀了僅存的華夏脊樑。
這個世紀的風起雲湧，恰似一場命運的預演：盛極而衰的輪迴裡，藏著文明碰撞的陣痛，也藏著一個王朝在守與變之間，進退失據的無奈與悵惘。
所幸，在眼前的這個時代關鍵節點，秦剛雖然不知自己的到來，究竟是能徹底改變固有的歷史程序，還是穿越進了另一個平行演進的時空。但他十分清楚，帶著千年之後的回望，汴梁的繁華盡逝、靖康的悲歌長鳴、南海的帆影漸隱，都不應該再次重演為現實，因為此時有他，正在推進一場驚天動地的南法新政！
是的，南法新政！自大觀元年起，杭州太子府陸續面向東南八路頒佈了一系列地方法規後，被嗅覺靈敏的汴京報館先行知曉，又經過這批京城名筆們的爭相分析報道，便對其統一冠以“南法新政”的新名詞。
而稍稍滯後的京城朝廷，在保守官僚們的憤怒聲討後下達了一封封的斥責詔令，卻因東南方面的置之不理，成為了最可笑的東京廢紙。
不過，依舊有著些許聰慧的蔡京，還是隱約領會到了南法新政中的無法遮掩住的精彩光芒，在他苦思冥想下，竟然也從中挑出幾條他認為無傷大雅的條令，向趙佶進言，不妨可以聖旨認可並頒行，這樣便就將其包括到朝廷的統一大政之中，既可保住朝廷在此的顏面，也算是緩和與東南關係的善舉。
無意之中，內陸的各路，也得以在這個時代略略改善了日益緊張的社會矛盾。
當然，自負且自信的趙蔡二人，並不在意東南太子府能掀起多大的波瀾，相對於那裡日益昌盛的經濟活力，京城的趙官家決定舉起思想根源的“禮制文化”大旗。
大觀元年伊始，趙佶本人親自設立議禮局，並親筆撰寫冠禮部分作為範本，主持編纂《大觀五禮》。
在趙佶本人的設想中，這是為實現由王安石所提倡的“一道德、一風俗”偉大目標的非凡創舉，首次破除了“禮不下庶人”的舊習，規定新禮制的適用範圍不限天子、王公貴戚、士大夫，還包括了所有的庶民百姓。其實這裡也是在暗示：包括太子府治下的東南八路，也必須要嚴格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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