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在秦剛看來，趙佶與蔡京搞的這套“議禮”之制，不但沒有影響到他的南政變革之路，反而還會有所促進。關鍵原因在於，知乎者也的禮制之書，真正要傳播到社會大眾，還得需要透過報紙的最終解讀。甚至在兩者表達的意思不一致時，更是由報紙的解讀而決定！
恰恰，報紙的力量基本掌握在東南這邊。
這一年，在東南八路的夏賦如期送抵京城之後，無論是趙佶、還是蔡京，都再次沉浸於現實中的“偉大勝利”！今年東南的賦稅比往年不僅又增加了一路，而且這五成的賦稅，可是去除掉了所有的官俸軍費開支之後的淨得，朝廷的財政收入立刻就顯示出了強勁的增長。而且，隨著大觀年號的更替，天下各州的祥瑞不斷：
正月初一開始多地出現瑞雪；春開之後，黃河在同州韓城至合陽段突然水清；各地還陸續上報呈送了各種異穗禾苗、奇禽異獸的跡象，以迎合朝廷之心，這些都被趙佶用來向群臣、向天下昭顯他的皇位正當的證據。
於是，皇宮裡的趙佶，除了醉心於他的文化藝術事業，便就是忙碌於對於後宮妃嬪的各種賞賜。
這兩年，鄭貴妃的地位急速上升，連著她的兩位侍女喬氏與韋氏也受其寵幸，不斷受到晉封。其中容貌平平的韋氏還因為這年五月誕下了第九皇子而進為婕妤，此皇子被賜名為構，授定武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封蜀國公。
蔡京也沒有閒著，他與回到京中的童貫達成了共識，相互助力，以其推薦有功終於獲得了心心念唸的太尉加職，進而再被拜為太師。而童貫也因得其支援，從而被破格授予武康軍節度使、提舉龍德宮、熙河蘭湟秦鳳路宣撫使，成為大宋首個建節的宦官。
就在趙蔡之流繼續在汴京城內自娛自樂、醉生夢死、共享太平盛世之際，杭州這裡的南法新政已經開展得深入人心、卓有成效了！
應該說，秦剛這次的新政手筆並非匆忙上馬，而是早有準備：
從新政人手而言，秦剛首先有著菱川書院十幾年的育人基礎，凡書院出來的學子，無論其政治立場如何，起碼不會站在他的對面。其次便是流求路這些年來的施政實踐，實際融合了務實求真的蜀黨士人，培養了一批不會因循守舊的基層官吏，再借助流求在此時還有些的光環效應，得以順利地其他諸路中推行新規則、新標準；
從經濟基礎而言，京東東路、淮南東路以及兩浙路，原本就是經濟發達、實力雄厚之地，再往南去的四路，又能得到流求這些年所積累起來的財力支撐，最重要的還是流求格致院，可以向那裡源源不斷地輸入各種人才，他們可以讓農業與工坊百業實現技術革新，不斷增產、增收的新招，讓實行新政的各地都能產生明顯增長的財富，這民心也就穩下來了；
從階層變化來看，更是幾乎沒有負面影響。江浙一帶的富戶們原本就嚮往海貿，廣南以及象林路的開發，又是帶給所有人一樣公平的新選擇機會。無論是有經濟實力的、有健壯體力的、還是有靈活大腦的，都能找到一條讓自己再次獲得發展的機會；
更重要的，便是東南擁有著足夠強大的軍事力量，無論是完全可以把握住的海洋護航的力量，還是在各路可以震懾心存不軌之徒的精銳部隊。同步開展的軍改，竟然能夠奇蹟般地實現士兵人數大幅裁撤精簡的基礎，戰鬥與威懾能力還能持續上升！
無論是廣南那裡的蠻部土司異動，還是福建、兩浙這裡的山賊餘孽，各地但凡有點不安份地冒頭尋釁，立即就遭到了新式軍隊的無情剿滅！而這些行動，無疑也是給了那些對新政心存不滿之人以嚴正的警告！
在此期間，秦剛還忙裡偷閒地回了一趟析津府。暮氣沉沉的大遼國，如今卻因為南京道這裡的驛道修建、民力拉動、貿易復甦，變得欣欣向榮起來。五十萬貫宋鈔的投入，得益於四海銀行強大且真實的兌付能力，遼人很快意識到：只要官府承認、商行接受，百姓為何不願使用這種又輕巧又方便的紙幣呢？更不要說，這原本就是最富庶的南方海商們早就習慣於使用的貨幣了！
秦剛在析津府的短暫露面，讓耶律淳夫婦既愛又恨。他們如今既看重於一片大好的南京道政治經濟局勢，又極擔心自己與秦剛之間秘密協定的暴露風險。所以他們更希望秦剛還是能像之前那樣，神隱於地方軍隊那裡，不要有更多與他們之間的聯絡，反正這樣也十分符合之前的契丹軍事官員的管理風格。
秦剛再次返回杭州的時候，還在感慨，如果不出意外的話，再給他一年的時間，南法新政必然能夠小有成果，甚至可以形成一種足以讓他放手由其自由成長的良好慣性！
但是，不出意外的話，意外還是出現了！
跟隨他一同到達杭州的，是從西北緊急送來的訊息：西夏人露出隱藏已久的獠牙了！
自從李乾順親政以來，一直讓大宋頭疼不已的西北邊境便似乎轉危為寧，並在智勇雙全的童制置使的英明領導之下，從西向東，不僅全面控制住了新設的隴右都護府、西寧州一線，更是在涇原、環慶以及鄜路諸路向北向西推進，幾乎全面控制住了橫山區域，取得了百年以來難得的對夏主動威脅的局面。
當然，由於李乾順從此開始遞表稱臣，反覆示弱求和，再加上遼國的居間調停，宋夏邊境終於以有利於大宋的現狀穩定了下來。
這些年來，西北邊境雖然也不是毫無衝突，但是實際動手者卻是大宋這邊更多一些，偶爾有些稍大一點的兵戈之事， 往往還會假借是蕃部矛盾的名義。西夏對於經常性進入自己境內打草谷的宋軍小部隊騷擾一直持忍耐態度。
只是大觀元年七月過後，情況開始發生變化：
西夏在緣邊區域明顯加強了兵力，甚至有的地方還專門設定一些埋伏圈套。涇原路、環慶路已經先後有些去騷擾作戰的宋軍小隊出現失手被擒的現象。
但古怪的是，西夏人雖然抓了一些宋兵俘虜，但卻沒有拿他們為證據，向大宋討要說法，卻像是一直悄悄地在底下憋著大招一般。
已經官拜武康軍節度使的童貫雖然人在京城，但是他的頭上依然還有陝西宣撫使的頭銜，是西北各路的最高軍事長官。西北這裡的重要軍事決策，只能依賴於將資訊傳遞到京中的他這裡後，再等候迴音。
對於西夏人的異動，在熙州的王厚看得心憂不已，將這些情報緊急送到了京城。但是在運籌於萬里之外的童宣撫看後，認定都是日益膽小軍官們的“杯弓蛇影”，並專門回覆說：如今天下承平，西夏已經徹底被我朝壓制，不要被一些邊境的小衝突迷惑而擅開邊釁，否則必將嚴懲！
而秦剛在西北的童子營雖然早就在名義上解散，但是這些學員之間一直保持著清晰穩定的聯絡體系，相互之間的情報交流也極其順暢，很快便就相應印證而察覺出西夏的企圖，並在這次送往杭州的情報中，毫不掩飾地直接指出：
！季春年來在就定確以可乎幾，舉宋攻模規大的賊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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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二十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