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先被“指控”的,並不是個人。
而是一套流程。
新城公共審計署在例行回顧中發現,一項跨區域協同專案在過去三個月內,累計消耗的時間權重,遠高於同級別項目的平均值。按舊標準,它並不算失敗;按新模型,它卻顯得格外刺眼。
審計報告中,那行數字被單獨標註了出來。
【累計時間權重:12.64】
沒有評價詞。
卻像一枚釘子,釘在報告首頁。
“這不是錯誤。”有人在內部會議中辯解,“這是複雜性。”
“複雜性不是無限的。”另一人回應,“否則,這個數字為什麼會一直漲?”
這是第一次,時間權重被當作“責任指標”使用。
沈硯透過旁觀介面,靜靜看著這場討論。
他沒有插手。
他知道,真正的變化,必須從制度內部發生。
世界卷在此時更新了一條新的記錄型別:
【時間指控:制度層】
【定義:可被追責的延後】
這一行字,讓沈硯的目光停留了很久。
時間,從未如此直接地,與“問責”繫結在一起。
幾天後,公眾層面的反應開始顯現。
媒體不再只報道“專案是否透過”,而是開始比較不同決策背後的時間消耗。一些標題顯得格外刺眼——
《三次延後,耗盡一年》
《等待的代價,由誰承擔?》
這些標題,並不完全準確。
卻足夠引發情緒。
沈硯注意到,系統並未阻止這種用法。
它沒有為時間權重設定“正確解讀”的限制。
“這是風險。”他心中判斷,“也是必經之路。”
如果時間權重只存在於技術層,它永遠無法真正改變行為;一旦進入輿論,它就必然會被簡化、扭曲,甚至武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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