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檢坐在乾清宮的御案前，手中硃筆不停。
案上堆著三摞奏疏，左邊是遼東軍報，右邊是各地民政，中間是戶部送上來的商稅賬冊。
王承恩站在一旁，時不時添茶研墨，動作輕得幾乎沒有聲音。
“好。”朱由檢忽然放下筆，臉上露出笑意。
王承恩湊過去看了一眼，見皇帝指著賬冊上的一行數字：
“這個月京師商稅收了多少？”
“回陛下，戶部昨日呈報，本月京師商稅共計八十七萬三千四百兩。”
王承恩對這些數字爛熟於心，“較上月增加了十一萬兩。”
“十一萬兩。”朱由檢靠近椅背，揉了揉眉心，“這些銀子，以前都進了誰的腰包？”
王承恩不敢接話。
朱由檢也不需要他接話。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大明的商稅制度爛到了什麼程度。
名義上是三十稅一，實際上各種苛捐雜稅多如牛毛，真正收上來的卻寥寥無幾。
更可笑的是，萬曆年間礦監稅使四處搜刮，鬧得天怒人怨，結果銀子大多進了內庫，朝廷一分沒落著。
他抄了那麼多家，殺了那麼多人，不是為了把銀子搬進內庫當守財奴。
他要的是建立一套能真正運轉起來的稅制。
自登基以來，他做了三件事：
第一，廢除所有羨餘耗羨之類的附加稅，明令商稅只收三十稅一，除此之外一文不許多收。
第二，在京師，南京，蘇州，杭州，揚州等商業發達城市設立“稅務司”，由戶部直接派人管理，地方官員不得插手。
第三，嚴懲偷稅漏稅。三個月前，京師最大的綢緞商劉家被查出隱匿賬目，偷稅五萬兩。
朱由檢下旨：抄家，主犯斬首，從犯流放。抄出來的銀子，比偷的稅多了十倍。
殺雞儆猴的效果立竿見影。這個月京師商稅暴增十一萬兩，就是最好的證明。
“陛下，”王承恩輕聲道，“戶部尚書周文柏在外求見。”
“讓他進來。”
“陛下，”周文柏行禮後，從袖中取出一本冊子，
“這是臣新擬的《商稅細則》，請陛下御覽。”
朱由檢接過來翻看。周文柏在一旁解說：
“臣將各地商品分作三等，上等如絲綢，瓷器，茶葉，稅率三十稅一；中等如布帛，糧食，鐵器，稅率五十稅一；下等如薪炭，蔬菜，農具，免稅。如此，既可增加稅收，又不傷民生。”
“好。”朱由檢點點頭，“還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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