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剛才說香港——香港憑什麼連續二十六年被評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憑三樣東西。”
“哪三樣？”
“第一，資本完全自由流動，沒有外匯管制。你帶錢進來不用申報，帶錢走也不用申請。資金進出的自由度，香港在亞洲排第一。第二，普通法體系，司法獨立，終審權在香港自己手裡。全球跨境金融合同、衍生品協議大多適用英國法律，香港的普通法跟這套體系完美相容。”
“第三呢？”
“簡單低稅制。企業利得稅率極低，個人所得稅標準稅率更低，沒有資本利得稅，沒有遺產稅。錢賺了是你的，轉出去不扣你一分。你的金融島上如果用南島國法律作為基礎，再嫁接國際通行的普通法仲裁條款，國際資本就敢來。”
“新加坡呢？新加坡跟香港比有什麼區別？”
“新加坡是監管驅動型。香港是自由驅動型。新加坡靠的是強勢政府加高效監管——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既管銀行又管證券還管保險，一個機構統管全域性，效率極高。新加坡的普通法體系跟英國、澳大利亞相容，法治環境透明穩定。”
“迪拜呢？”
“迪拜走的又是另一條路。迪拜國際金融中心是‘飛地式法律體系’。在阿聯酋境內劃了一塊地，用的是基於英國普通法的獨立法律體系，法院獨立於阿聯酋司法體系，監管機構獨立於阿聯酋央行。你在迪拜金融中心籤的合同，適用的是普通法，不是阿聯酋的民法。國際仲裁輸了，迪拜金融中心法院強制執行。阿聯酋本地的法律管不到金融中心裡面。”
“所以成功的金融中心，法律設計各有不同，但核心邏輯一樣。”
“對。香港靠歷史形成的自由港基因加普通法。新加坡靠強勢政府加高效監管加強通法。迪拜靠飛地式法律體系加零稅自由區。三條路，通向同一個終點——資本信你的規則，不任性。你那個金融島，走哪條路？”
李晨從地上撿起一片被剪落的枯葉，放在砂地上那個圈的旁邊。
“大母說她想走迪拜的路。用南島國的法律底盤，加國際通行的仲裁機制，再加獨立的金融監管機構。我說迪拜能這麼幹是因為阿聯酋是主權國家，南島國也是主權國家。迪拜金融中心能獨立於阿聯酋央行，南島國金融島也可以設立獨立的監管委員會。”
“核心問題是什麼？”
“南島國的法律得讓國際資本信得過。我們現在的法律制度框架是冷月設計的，透明、穩定、可預期。但放在國際金融資本的眼裡，還需要時間的考驗。我們缺的不是法律條文，是案例。”
“案例是判出來的，不是寫出來的。香港的普通法案例積累了一百多年，新加坡也有好幾十年的判例庫。你從零開始，不可能一步到位。但你可以先把框架搭好，再用迪拜的方式過渡。我給你講一個真實的案例——東京當年也想搞離岸金融中心。”
“東京？結果怎麼樣？”
“日本離岸市場。建的時候聲勢浩大，結果呢？限制太多。日銀規定離岸賬戶裡的錢不能流回在岸市場，一堵牆把兩邊隔死。國際資本進來容易，但一聽說錢進了離岸賬戶就出不了日本本土，誰也不願意來。最後東京的離岸市場變成了空殼子。這就是典型的‘來容易，走時候各種限制’。”
“迪拜怎麼做的？”
“迪拜金融中心允許百分之百外資持股，允許利潤自由匯出，企業免所得稅，沒有任何外匯管制。你賺的錢今天在迪拜，明天想轉到倫敦，一鍵轉賬，不需要任何審批。這就是‘無王管’的真正含義——不是沒有規則，是規則明確且自動執行。”
橘貓走到石凳下面，仰頭看了看李晨手裡那片枯葉，伸爪子輕輕撥了一下。
李晨把枯葉放在地上讓貓玩。
貓用爪子把枯葉推到砂地上那個被九條真一畫出來的圈裡，又扒出來。九條真一低頭看了一眼，繼續用手指在砂地上畫線。
“九條老爺子。你說迪拜允許百分之百外資持股，南島國現在的外資股權比例屬於不屬於沒有限制？”
“目前沒有明確限制。但也沒有寫進法律。金融中心的第一塊基石就是法律確定性。你的金融島要吸引國際資本，必須在法律上寫明——外資持股無限制，資本進出無管制，利潤匯出無審批。這三條寫進金融島基本法，刻在島上最顯眼的石頭上。不是刻在檔案櫃裡——刻在石頭上。”
“刻在石頭上？”
“金融城入口立一塊花崗岩碑。上面清清楚楚刻著：此地資本自由進出，此地司法獨立裁判，此地稅制五十年不變。五十年內任何人不得修改金融島基本法的核心條款。如果五十年後要改，須經金融島全體居民公投表決。這是給國際資本的定心丸。不是相信南島國政府，是相信這塊碑。碑倒了，他們的錢跑了。所以他們不會讓碑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