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公，策論涉及時政，自是應當。然題目若過於具體，譬如專論海貿或屯墾，則江南、北地士子所見所聞迥異，答起來難免有偏頗。恐失公允。”
陳迪笑道:
“任部堂過慮了。既為策論，便是要考校士子如何以聖賢道理，剖析時務，提出方略。
見聞或有廣狹，但道理是相通的。難道北地士子，便不知‘因地制宜’‘民為國本’之理麼？關鍵還是看其見識與文理。”
焦芳掌管刑名，說話更直些：“陳總憲此言有理。不過，下官倒覺得，與其限定具體一事，不若出一個更寬泛些的題目。
譬如…‘論守成與開拓’、‘論國富與民安’，如此，士子既可引據經典，又可結合近年新政發揮，更能顯其格局。”
任亨泰搖頭，“寬泛了，便容易流於空談。策論貴在言之有物。
老夫意屬‘論海運之利與邊防之固’，二者皆是當前要務，且互有關聯。”
那位前兵部堂官沉吟:
“此題目，似乎更利於沿海或邊鎮士子發揮。內地學子，恐對海事、邊情陌生。”
堂內一時陷入低語爭論。
有人支援任亨泰，認為就該考實務；有人贊同焦芳，覺得題目需有包容性；也有人提出折中方案。
聲音漸漸高了起來，往日部院堂官議事時的矜持與含蓄，在這封閉的環境裡，被關乎取士標準的根本分歧，悄然沖淡。
而他們爭論的每一個字，都將在未來，決定數千舉子的命運。
就在這後堂爭論未休之時，貢院外牆之外，整個南京城的，客棧、會館、書鋪，乃至茶樓酒肆，被一種焦灼狂熱的氣氛籠罩著。
主考任亨泰、副考陳迪，這是早就明牌了的。
因此，近三年來，但凡能尋到的任、陳二人的文稿，都被刻印了無數遍。
從早年的窗課習作，秀才試卷，到舉人時的墨卷，乃至殿試策論，為官後的奏疏，閒暇時的詩文，無一遺漏。
“任公為文，最重義理，結構森嚴，尤擅《春秋》筆法…”
“狀元公早年詩作清麗，後轉沉穩，其奏疏條理分明，切中肯綮，尤重‘可行’二字…”
類似的“考官文風剖析”，在士子間口耳相傳，奉為圭臬。
每個人都試圖從那有限的文字裡，揣摩出一絲半縷考官的偏好。
至於七位同考是誰，直到鎖院前一刻才公佈，這更引發了瘋狂的猜測。
傅友文管戶部，是否偏愛談錢糧賦稅的策論？
焦芳掌刑名，律法經義會不會成為重點？
那幾位致仕的老臣，學問路數又是如何？
猜，拼命地猜。
尤其是對新增的“新算學”，和必定緊扣時政的“策論”，猜題幾近瘋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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