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8月8日晚上八點，北京某小區1703室的門鈴響了。
開門的是王敏勤，她54歲，繫著圍裙，手上還沾著洗潔精的泡沫。門外的男人是她的女婿陳文忠，西裝筆挺，領帶打得一絲不苟。在這個被中國人視為“發發發”的吉利日子，他選擇了一個同樣吉利的時間來訪。
“媽，詩玲在嗎？”陳文忠的聲音平靜得可怕。
“在裡面。”王敏勤側身讓他進門，沒有注意到女婿腰間那不自然的隆起。
客廳裡，劉詩玲正坐在沙發上削蘋果，電視裡播放著黃金檔的言情劇。她抬頭看了一眼丈夫，眼神閃爍了一下，又低頭繼續手裡的動作。蘋果皮在刀刃下連綿不斷，一圈一圈垂向地面，像某種不祥的預兆。
陳文忠在妻子對面的單人沙發上坐下。他的坐姿很端正，背挺得筆直，那是多年外企職場訓練出的儀態。可若仔細看，會發現他擱在膝上的雙手在微微顫抖。
“我想最後談一次。”他說，“關於房子，關於孩子，關於我們。”
劉詩玲沒吭聲，只是把那圈完整的蘋果皮輕輕放在茶几上。果皮在玻璃面上蜷縮起來，形成一個完美的圓。
2000年的北京秋天，梧桐葉落滿了人行道。28歲的陳文忠第一次見到劉詩玲，是在國貿一家咖啡館的相親桌上。介紹人是陳文忠的部門主管，一個熱心的北京大姐。
“小陳可是我們公司的潛力股，河北農村考出來的，人民大學畢業，現在年薪這個數。”主管比了個手勢，笑容裡帶著推銷優質商品般的自豪。
劉詩玲坐在母親王敏勤身邊，穿一件米白色針織衫，長髮披肩。她抬眼看了看對面的男人，很快又垂下眼簾。26歲的她在一家事業單位做文員，生活軌跡簡單得像一張方格紙——家、單位、偶爾和閨蜜逛街。在此之前，她的感情世界裡只出現過一個人，王魯。
“小陳老家是河北哪裡啊？”王敏勤開口了，笑容溫和，眼神卻像探照燈。
“保定涿州，離北京不遠，動車就半小時。”陳文忠回答得不卑不亢。他太熟悉這種審視了，自從考上大學來到北京，這種打量就伴隨著他每一步的上升。農村出身是他需要反覆自證的“原罪”，也是他必須加倍努力的理由。
那次見面總體是愉快的。王敏勤對陳文忠的農村背景沒有表現出明顯的嫌棄，這讓陳文忠暗暗鬆了口氣。事實上，王敏勤有自己的盤算。
這個精明的北京女人早就為女兒的婚姻定下了標準：對方必須是“潛力股”，必須有穩定且可觀的收入，最好是外地人——這樣將來才能聽話，才能真正成為劉家的“上門女婿”。她和老伴都沒有正式工作，養老全得指望女兒女婿。
陳文忠完美契合了所有這些條件。河北農村，意味著在北京無根無基；外企白領，意味著收入可觀；一表人才，帶出去不丟面子。至於他偶爾流露出的耿直和急躁，在王敏勤看來反而是優點——這樣的人，好控制。
劉詩玲對陳文忠說不上多喜歡，但也挑不出毛病。母親說好，那就是好吧。從小到大，她的人生選擇都由父母做主，從讀什麼專業到做什麼工作，甚至到和誰談戀愛。
她心裡還藏著一個人，王魯。大專同學，戀愛三年，分手時她哭得撕心裂肺。分手是母親堅持的，因為王魯父母都是下崗工人，他自己在事業單位當個小辦事員，月薪不到兩千。“跟著他能有什麼出息？”王敏勤的話斬釘截鐵。
劉詩玲抗爭過，絕食、哭泣、整夜不睡，最終還是在母親那句“你要氣死我嗎”面前敗下陣來。分手那天，王魯紅著眼睛對她說：“你去找你的小白領吧，我倒要看看將來是誰混得好。”
她以為這只是氣話。
半年後，她聽說王魯辭職了，和人合夥開了家公司。又過了半年，王魯徹底從她的生活中消失了，像一滴水蒸騰在北京乾燥的空氣裡。
2000年國慶節，認識不到半年的陳文忠和劉詩玲結婚了。婚禮辦得簡單，在陳文忠老家辦了幾桌，在北京又請了同事朋友。王敏勤對此的解釋是“省錢”，陳文忠心裡有些不是滋味，但看著新娘羞澀的笑臉，那點不快也就散了。
新婚之夜，陳文忠握著妻子的手，認真地說：“詩玲，我會對你好的。我們會有一個自己的家。”
劉詩玲輕輕“嗯”了一聲，心裡卻莫名想起了另一個男人的臉。月光透過窗簾縫隙，在她臉上投下模糊的陰影。
婚後第二天，王敏勤提出了第一個建議：“小陳啊，你那出租屋一個月兩千多，太浪費了。退了吧，搬來和我們住，三室一廳，夠住。”
陳文忠算了算，從岳母家海淀區到朝陽區CBD，通勤來回要三個多小時。但他沒說什麼，只是點點頭：“聽媽的。”
“聽媽的”這三個字，將在未來六年裡成為這個家庭的魔咒。
搬家那天，陳文忠拎著簡單的行李走進岳母家。客廳牆上掛著一家三口的合影，照片裡的劉詩玲還是個中學生，扎著馬尾，笑出一口白牙。他的目光在那張照片上停留了片刻，突然意識到，在這個家裡，他是一個外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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