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是說如果，經過我們內部仔細核查，最終確實無法找到足以在法庭上推翻宏圖公司訴求的硬性證據。
那麼，我們就要考慮敗訴的政治風險、法律風險和經濟風險了。”
他停頓了一下，觀察著李洪和王成功的反應，見二人面無表情，便繼續按照預設的思路說道：
“敗訴意味著什麼？意味著政府行政不作為被法院確認。
意味著我們要支付補償款，還要承擔訴訟費，更重要的是，政府的公信力會受到嚴重損害！
而且，城市更新專案進度必然會受到巨大影響！”
說到這裡，他丟擲了真實意圖，語氣帶著一種無奈的意味：
“所以，我個人建議，在工作組加緊調查的同時，我們也要做好預案。”
是不是可以在確保程式合法的前提下，為了大局著想，我們……是否可以考慮與對方進行一定程度的協商？
或者，在法院的主持下，尋求一個折中的解決方案？畢竟，城市更新專案不能無限期拖延下去啊。”
張愛民和李致和這一唱一和，意圖非常明顯，就是要在調查的關鍵時期，利用訴訟帶來的壓力。
營造一種“查不出問題就只能付款了事”的輿論氛圍，試圖迫使調查放緩甚至轉向，從而保住那1.3億的補償款能夠順利支付給宏圖公司。
然而，臨湖區副區長姚海生副區長清了清嗓子，開口道：
“李主任，各位領導，對於張局長剛才提到的專案工期和大局觀，從市裡整體推進的角度，我理解其重要性。”
他先禮節性地肯定了對方的出發點，但隨即話鋒一轉，切入了核心矛盾：
“但是，作為臨湖區信訪工作的負責人，我必須代表區裡，也必須代表水口鎮農機修配廠那幾百名可能權益受損的工人，提出明確的反對意見！”
他環視一週，聲音提高了幾分：
“如果我們現在僅僅因為怕耽誤工期、怕擔責任，就草率地將這1.3億多元的補償款支付給宏圖房地產公司，
那麼請問，那四百名手持原始股，自身權益被嚴重侵害的原農機廠工人怎麼辦？
他們的安置問題、他們的補償訴求，誰來負責？誰來保障？”
姚海生越說越激動，手指輕輕敲著桌面，強調問題的嚴重性：
“這些工人，很多都是為廠子奉獻了大半輩子的老職工，現在廠子沒了，補償款如果還沒他們的份，他們能答應嗎？
目前工人們情緒非常激動，已經明確表達瞭如果問題得不到公正解決，將組織大規模越級上訪，甚至進京上訪的強烈意願！”
他目光直視張愛民，語氣變得尖銳：“張局長，您說的後果如果是指工期延誤。
那我認為，相比可能引發的數百工人持續集體上訪、對社會穩定造成嚴重衝擊、給市委市政府帶來巨大負面影響的後果。
哪個更嚴重？哪個才是真正需要我們優先防範的大局？
我們不能為了推進一個專案，就忽視可能引爆的另一個更大、更直接的社會風險！這種方式，我堅決不同意！”
姚海生的發言，有理有據，擲地有聲，直接將問題的焦點從“工程進度”拉回到了“群眾權益”和“社會穩定”這個更敏感的政治高度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