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看了我一眼，搖了搖頭。
“怕壓壞了？不會的，箱子裡的東西都是軟的，壓不壞。”
他又搖了搖頭。他沒有解釋為什麼。他不解釋是因為他解釋不出來。那不是“怕壓壞”，那是——那是奶奶給的，想多拿一會兒，想多感受一下那個重量——不是物理的重量，是情感的重量。那盒剁辣椒的重量不是一斤，是“奶奶專門為你做了一盒”的重量。那罐茶葉的重量不是半斤，是“我爸說你不是外人”的重量。
我媽從後視鏡裡看了我們一眼，什麼也沒說，踩了一腳油門，車子更快了。
高鐵站到了。我媽把車停好，我們下車，從後備箱裡搬出那三個箱子。兩個行李箱小哥一手一個拎著，收納箱我抱著。我媽站在車旁邊，看著我們，手裡還握著車鑰匙。
“媽，您回去吧，”我說，“到了給您打電話。”
“不急，”我媽說，“等你們進站了再走。”
我爸站在我媽旁邊，手插在口袋裡，目光落在站房的玻璃幕牆上。那幕牆在晨光中反射著天空的顏色，灰藍色的，像一面很大的、很安靜的水面。他沒有說話，但他的眼睛在說——“路上小心，到了報平安，下次早點回來”。
我們站在站前廣場上，風吹過來，把他們的頭髮吹亂了。我媽的頭髮比前幾年白了不少，兩鬢的白髮在晨光中格外明顯，像是一層薄薄的霜。我爸的頭髮也白了，但白得比我媽慢一些，慢到不注意看的時候會覺得還是以前那個顏色。
“媽，爸，回去吧，”我說，“外面冷。”
“不急，”我媽又說了一遍“不急”，但她的手指在車鑰匙上按了一下，車燈閃了一下，門鎖開了。她按那個鍵的動作很輕，像是在猶豫要不要走，猶豫了幾秒，然後還是按了。
“那我們走了。”我轉身，小哥跟在我後面，拎著兩個行李箱。收納箱我抱著，箱子的邊角抵著我的下巴，有點硌，但我沒有換姿勢，因為箱子裡面有奶奶的剁辣椒、我爸的老吳頭茶葉，還有我媽的那些臘肉和藕粉——那些東西不能摔，不能壓，要好好抱著。
走出十幾步的時候，我回頭看了一眼。我媽還站在車旁邊，我爸也還站著。他們的手不知道什麼時候握在了一起，兩隻手垂在兩個人的身體之間，像一個很小的、很安靜的錨。風把他們的頭髮吹得更亂了，我媽的碎髮在額前飄著，她沒有去撥，就那麼站著，看著我們走遠。
進站、安檢、候車、檢票、上車。車廂里人不多，我們找到座位，把行李放好，坐下來。靠窗的位置，小哥在裡面，我在外面。列車啟動了，窗外的景色開始向後移動。先是站臺，然後是鐵軌，然後是訊號燈，然後是長沙的城市輪廓，從清晰變得模糊，從巨大變得渺小，最後變成了一道淡淡的地平線，消失在天際。
小哥把剁辣椒和茶葉放在小桌板上，保鮮盒靠著窗，茶葉罐靠著保鮮盒。三樣東西排成一排，整整齊齊的，像一個很小的、很安靜的展覽。他看著窗外飛逝的景色，長沙的天空灰藍色的，雲很低，壓在城市的頭頂上。
“小哥，”我說，“你說奶奶現在在做什麼？”
他看著窗外，沒有回頭，但他開口了。“在院子裡。”他說。聲音不高不低，剛好蓋過列車的噪音。
“在院子裡做什麼？”
他沉默了片刻。“坐著。”
坐著。在藤椅上，在爺爺種的橘子樹下，面前放著一杯已經涼了的茶。她的手搭在扶手上，眼睛看著院門。院門關著，她不會去開啟。她知道開啟也看不到我們了，但她就是看著。看著那扇門，看著門後面那條巷子，看著巷子盡頭那個拐角——我們消失的地方。
我閉上眼睛，靠在座椅上。列車的晃動很有節奏，像一首催眠曲。窗外的光線明暗交替著，從明亮的田野到昏暗的隧道，從昏暗的隧道到明亮的田野。小哥在旁邊安靜地坐著，他的呼吸很輕，他的存在感很強。
口袋裡手機震了一下。我掏出來一看，是胖子的訊息。“到哪了？”我回他：“剛出長沙，下午到。”他秒回了：“我去鎮上接你們。菜做好了，晚上吃好的。”後面跟了一個笑臉的表情。
我笑了，把手機放回口袋。
雨村在等我。胖子在等我。喜來眠在等我。那些在留言區裡哭著喊著要吃紅燒肉的客人們在等我。那些被雨水泡過又被陽光曬乾的菜地在等我。那棵每年春天都會冒出幾個嫩芽的柿子樹在等我。那張一米五的床在等我。那些還沒到來的日子，在等我。
小哥睡著了。他靠著車窗，閉著眼睛，睫毛微微顫動著。小桌板上的剁辣椒和茶葉還在那裡，排成一排，保鮮盒靠著窗，茶葉罐靠著保鮮盒，陽光從車窗照進來，照在那盒剁辣椒上，保鮮盒的蓋子反射著銀白色的光，像一面很小的、很亮的鏡子。
我靠著座椅，也閉上了眼睛。長沙遠了，雨村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