囍帖街在我曾經去香港的時候去過，那個時候是我父母單位組織去香港旅遊，我們家在那一天選擇了不跟團自由行，我帶著我爸媽亂串無意見走到的，說句實話，我現在記不太清了，那個時候我還很小，所有的回憶都變成了一張定格的相片，囍帖街曾經輝煌過，又沒落，再被重建。我想它作為一個歷史文化保護街區應當被看見。
這篇與正文時間線不符，劇情不連貫，也和現實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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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大概是千禧年的第一個春天，空氣裡還殘留著上個世紀的味道。
我們是從一條斜坡走下去的。香港的路總是這樣，上坡，下坡，拐彎，再上坡，像一座建在山上的迷宮。那天下午沒有太陽，天是灰濛濛的，雲層壓得很低，空氣又溼又黏，貼在皮膚上，像一層洗不掉的膜。胖子走在前面，穿著他那件花襯衫，領口敞著，露出脖子上那條金鍊子——昨天在廟街買的，他說是真的，二十塊錢，我們都信了。
我和小哥走在後面，沒有拉手，但離得很近，近到我能感覺到他手臂的溫度，隔著那件洗得發白的襯衫傳過來，很輕，很淡，像隔夜的夢。
囍帖街。利東街。
我們本來是要去一傢什麼燒鵝店的，胖子在手機地圖上找的，說網上評分很高。但走著走著，路就變了。兩邊的樓越來越高，越來越舊，牆壁上爬滿了歲月的痕跡，水漬，裂縫，還有褪了色的廣告牌，歪歪扭扭地掛著，像一排排掉了牙的嘴。街上很安靜，安靜得不像是香港。沒有車聲，沒有人聲，只有風，從巷子口吹過來，捲起地上的幾張舊報紙，嘩啦啦地響。
然後我們看見了那些囍帖。
它們貼在牆上，貼在櫥窗裡，貼在已經關了門的店鋪的卷閘門上。紅色的，金字的，印著雙喜，印著龍鳳，印著鴛鴦。有的已經褪色了，粉紅變成灰白，金色變成暗黃；有的還新著，像是昨天才貼上去的，在灰暗的天色裡，紅得刺眼。
我停下腳步。
胖子也停下了，他收起手機，抬頭看著那些囍帖，沒有說話。小哥站在我旁邊，他的目光從一張囍帖移到另一張囍帖，很慢，很認真，像是在讀一本沒有字的書。
囍帖街。我後來才知道，這裡曾經是香港最有名的印刷街。每家每戶結婚，都要來這裡印囍帖。那些年，街上總是排著長隊，準新郎準新娘手牽著手，等著印一份屬於他們的、獨一無二的喜帖。老闆們坐在櫃檯後面，戴著老花鏡，一個字一個字地刻，一個花紋一個花紋地描。印好的囍帖摞在一起，厚厚的一疊，摸上去能感覺到凸起的字跡，像新娘頭上的珠冠，一粒一粒，都是實的。
可是現在，這條街要拆了。
牆上貼著告示，白紙黑字，寫著“市區重建計劃”、“利東街即將清拆”、“請各商戶於X年X月X日前搬離”。告示已經貼了很久了，邊角捲起來，被風吹得嘩嘩響。旁邊有人用紅筆寫了一行字：“我們不走。”那字歪歪扭扭的，像是老人寫的，筆畫發抖，但力道很重，重到紙都破了。
胖子走到一家還沒關門的店鋪前。那店很小，夾在兩棟樓之間，像一道裂縫。門口坐著一位老人，頭髮全白了，背駝著，戴著老花鏡，手裡拿著一塊模板，正在刻字。他的手指很粗，關節突出，指甲縫裡嵌著紅色的印泥。但他刻出來的字很細，很勻，一筆一劃，像繡花。
“老闆，”胖子開口，聲音比平時輕了很多，“還能印囍帖嗎？”
老人抬起頭，看著我們。他的眼睛很渾濁，像蒙了一層霧。他看了很久，久到我以為他沒聽見，然後他笑了。那笑容很淡，很慢，像他刻字的速度，一筆一筆地綻開。
“能。”他說，聲音沙啞，像風吹過枯葉，“只要還有人結婚，我就還能印。”
胖子站在那裡，看了他很久。然後他從口袋裡掏出錢包，抽出一張鈔票，放在櫃檯上。
“給我印一張，”他說，“不用寫名字，就印個雙喜。”
老人看著那張鈔票，沒有拿。他低下頭，繼續刻字。
“不要錢，”他說，“最後這些日子，不要錢。”
胖子沒有把錢收回去。他把它壓在櫃檯上的一個玻璃鎮紙下面，那鎮紙裡壓著一朵乾花，粉紅色的，不知道是什麼花，已經褪色了，但形狀還在，像一枚凝固的標本。
老人刻完手裡那塊模板，把它翻過來，給我們看。那是一個雙喜，正楷，筆畫方正，稜角分明。他用手指摸了摸那字的邊緣，確認沒有毛刺，然後從櫃子裡抽出一張紅紙，鋪在桌上，把模板放上去，拿起刷子，蘸了金粉，輕輕地刷。
一下，兩下，三下。
紅紙上漸漸浮出一個金色的雙喜，在灰暗的光線裡，亮得像一盞燈。
他把那張囍帖遞過來。胖子接住了，動作很慢，像接一件易碎品。他低頭看著那個雙喜，看了很久，然後轉身遞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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