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得知這個訊息後非常氣憤，殺了李陵的妻兒老母及全家。群臣也群起聲討李陵的罪過，唯有太史令司馬遷替李陵辯解說：“李陵侍奉親人孝敬，與士人有信，一向懷著報國之心。他只領了五千步兵，吸引了匈奴全部力量，殺敵一萬多，雖然戰敗降敵，其功可以抵過。並且我認為李陵並非真心降敵，他是想活下來找機會回報漢王朝。”漢武帝正在氣頭上，聽了司馬遷的辯說後，極為憤怒，認為司馬遷是在為李陵辯冤，將其定為誣罔罪。
誣罔罪乃大不敬之罪，按律當斬，司馬遷想起阿翁臨死前拉著他的手哭著說的話：“我們的祖先在周朝便是太史，並且早在上古的虞夏時期，祖先就有過顯赫功名，掌管天文事務。後來家道中落，難道現在要完全斷絕在我手中嗎？你如果能繼任為太史，就能夠延續我們祖先的事業。 我死後，你一定會成為太史，成為太史後，不要忘記我想寫的那部著作。孝道本就始於侍奉雙親，其次是侍奉君主，最後是立身揚名。能夠名聲傳揚於後世，讓父母也跟著光榮，這是最大的孝道。如今漢朝興起，海內統一，明主賢君、忠臣義士的事很多，我身為太史卻沒有一一記錄下來，荒廢了天下的修史傳統，對此我感到非常恐慌，也非常遺憾，你一定要記住這件事，完成我的遺願！”
面對大辟之刑，司馬遷首先想到阿翁臨死之言，再想到自已慕義而死，雖然可以保住名節，但書未成，名未立，自已的死如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之死沒有啥區別，引不起人們一絲一毫的同情，更不可能在歷史上留下自己的任何 一點痕跡。想到文王拘於囚室而推演《周易》，仲尼困厄之時著作《春秋》，屈原放逐才有《離騷》，左丘失明乃有《國語》，孫臏遭臏腳之刑後修列兵法，呂不韋被貶蜀地才有《呂氏春秋》傳世，韓非被囚秦國，作《說難》《孤憤》，再想到《詩》三百篇，大都是賢士聖人發洩憤懣而作。最後，司馬遷毅然選擇了以腐刑贖身死之罪。他這樣做的目的，就是為了不負阿翁的期盼，不負自己心中早已立下的抱負。受刑之後，在堅忍和屈辱中，司馬遷夙興夜寐，始終不懈，雖歷經艱辛，最後終於完成他忍辱懷抱的宿願，寫成了流傳千古的中國第一部史學巨著《史記》，從而成就了他個人的願望，也了卻了阿翁的遺願，成為了中國歷史上著名的史學家，也使後人能夠看到這一系統的歷史典籍。
歷史不可推演，也不可重來。正如古希臘哲學家阿基米德所說“給我一個支點，我能撬起地球”一樣，宏偉的歷史往往是由非常細小的事造成的。司馬遷為李陵辯說本是一件很小的事，卻正是這件小事，成就了偉大的司馬遷，也給我們留下了寶貴的歷史珍籍《史記》。如果司馬遷不為李陵辯說，司馬遷就不會受刑，如果司馬遷沒有受刑，他也許就不會那麼忍辱負重，歷盡艱辛寫成鴻篇鉅製的《史記》。
當然，這完全是假設。而歷史是不能假設的。
再說李廣曾和星象家王朔私下閒談，說：“自漢朝攻擊匈奴以來，我沒有一次沒參加，可各部隊校尉以下軍官，才能不如中等人，卻因攻打匈奴有功幾十個人被封侯。我不比別人差，卻沒有一點功勞以得到封地，這是什麼原因，難道是我的骨相不該封侯，還是命該如此？”王朔說：“將軍回想一下，曾經有過悔恨的事嗎？”李廣如實回答道：“我任隴西太守時，羌人反叛，我誘騙他們投降八百多人，後來用欺詐的手段一天之內把他們全部殺光了。我感到最為悔恨的只有這件事。”王朔說：“能使人受禍的事，沒有比殺死已投降的人更大了，這可能就是將軍不能封侯的原因吧！”
儘管李廣家族從李信一直到李陵，在歷史上都很有名，但因為李廣的不能封侯和李陵的投降匈奴，使這個家族的名聲完全毀壞。從此以後，李家名聲敗落，隴西一帶的人還為曾是李氏門下賓客感到恥辱。
這可能就是“馮唐易老，李廣難封”的原因吧！
前面敘述的有關李廣和李陵的事，都是文帝之後的事。之所以離開本小說的時間跨度比較多地敘述李廣之事，是為了讓讀者諸君對李廣有更多的瞭解。
因為程不識在歷史上的名氣遠小於李廣，所以本小說不過多敘述。加上歷史上有關程不識的記載也很少，想敘述也沒有更多的史料可資參考。
此次老上單于親自率領十四萬匈奴兵馬侵入漢王朝境內，完全沒想到漢王朝竟然派出近三倍於自己的兵馬來阻擊，不得已只得撤兵後退，完全沒有達到出兵漢境的目的，老上單于對此感到很是不滿，退回到自己控制的地盤後，便延續中行所說說的計謀，繼續採取派小股兵馬進入漢境騷擾、搶掠的辦法，並且反反覆覆，完全和漢王朝打起了游擊戰。
對於匈奴的這種小規模侵襲，漢王朝的邊民和軍隊雖然總結出了一些應對的策略，但畢竟反反覆覆、不停不歇，還是弄得漢王朝的兵馬疲憊不堪，給漢王朝邊境的庶民百姓造成的損害也是巨大的，特別是匈奴兵經常侵擾偷襲的雲中、遼東二郡，每年被小股匈奴兵殺掠、搶劫的人口多達近萬人，這對漢王朝來講是一個不小的損失。劉恆和臣僚們對匈奴人的這種做法都感到無計可施，朝臣們反覆商議，最後確定在沒有實力徹底打敗匈奴的時候，還是隻有采取和親這一辦法，稍解和匈奴之間的激烈衝突。儘管和親並不能解決匈奴人小股侵擾的問題，但只要匈奴人認同和親，也是一個短暫緩解衝突的途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