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丹講了一個故事，是他同事遇上的。
他那同事姓林，叫他小林吧，在政府部門工作，那一年單位搞一個專案，要整頓重建一家老殯儀館，派了幾個人過去盯著前期工作。也不知道領導怎麼想的，派去的四個人裡頭，有兩個是女的。小林當時還私下跟另一個男同事嘀咕:“領導是不是腦子進水了？派女的來這種地方？”那同事聳聳肩:“誰知道，可能覺得現在講究男女平等吧。”小林說:“平等也不是這麼個平等法啊。”
那家殯儀館在郊區，年頭久了，周圍全是荒地，最近的村子也要走二十分鐘。院子裡的柏樹長得老高，遮天蔽日的，大白天進去都顯得暗。主樓是個三層老建築，灰磚牆，窗戶又高又窄，像一排排眼睛。後頭就是火化間和告別廳，前頭是辦公室和值班室。
剛去那幾天，大家就覺著不對勁。白天還好，人來人往的，施工隊進進出出，熱鬧。一到晚上，人都走了，就剩下他們四個，整個院子靜得像墳場。值班室在一樓，二樓是辦公室，他們晚上就在二樓待著，打打牌，看看手機，熬到睡覺的點就各自找地方躺下。
起初是冷。明明門窗關著，就是有冷風往脖子裡鑽，那種冷不是普通的涼，是往骨頭縫裡滲的陰冷。小林一開始以為是自己心裡作用，畢竟是殯儀館，放死人的地方，自己嚇自己很正常。可後來另外三個人也說冷，有時候坐那兒好好的，忽然間屋裡溫度就跟掉了好幾度似的，能看見自己撥出來的白氣。
後來就不對了。
有一天晚上，大概十二點多，四個人在二樓辦公室待著，打牌打累了，各自歪在椅子上玩手機。屋裡開著燈，亮堂堂的，可窗外黑得什麼都看不見，只有院子那盞昏黃的路燈照著一點地面。
忽然間，靠天台的那扇窗戶自己開了。
開得很慢，一點一點往外推，像有一隻看不見的手在慢慢推開它。可外頭一點風都沒有，院子裡的柏樹葉子一動不動。
幾個人全抬起頭，盯著那扇窗戶。沒人說話。
窗戶推開了大概一尺寬，停住了。
一個男同事姓周，膽子最大，站起來走過去，把窗戶關上，又檢查了一遍鎖釦，使勁擰了幾下，確定鎖死了。回頭說:“鎖緊了，別再開了。”
小林說:“你把那個插銷也插上。”
小周又把插銷插上，拍了拍手:“行了。”
幾個人坐回去，接著玩手機。可氣氛不對了，沒人說話，都豎著耳朵聽動靜。小林瞄了一眼牆上的鐘，十二點一刻。
話音落了還沒十分鐘，那扇窗戶又開了。
這回不是慢慢開的，是“砰”的一聲，好像有人在裡頭往外猛地一推，窗戶直接彈開，撞在外牆上，又彈回來，來回晃悠。
幾個人全站起來了，小周手裡的手機掉在地上。窗戶在那兒晃，發出吱呀吱呀的聲音，外頭漆黑一片。
小林的腿開始抖，他自己能感覺到。他盯著那扇窗戶，眼睛都不敢眨。
這時候，同來的兩個女同事裡，有一個姓黃的小姑娘，剛畢業沒多久，分來這個專案的時候就哭過一回。她忽然尖叫一聲，往後一縮，手指著窗戶，聲音都變調了:“臉!有一張臉!”
其他三個人趕緊看過去——窗玻璃上什麼都沒有，黑漆漆的，只有外頭院子裡那盞昏黃的路燈光映在玻璃上，影影綽綽的。
可小黃渾身發抖，臉白得像紙，縮在小周身後，手指死死攥著他的衣服。她說那張臉就在玻璃上貼著，慘白慘白的，四十多歲的男人，臉很長，眼睛往下耷拉著，嘴角往上咧，在笑。衝她笑。
小周說:“你眼花了吧？什麼都沒有。”
“有的!”小黃聲音尖得刺耳，“他還在那兒!他還在笑!”
小林壯著膽，抄起手邊的手電筒，往窗戶那邊照。光柱穿過玻璃，照在外頭的天台上，什麼都沒有。天台空蕩蕩的，只有幾根晾衣繩在風裡微微晃。
小周走過去，又把窗戶關上，這回沒說話，只是使勁擰著鎖釦，擰得手指節都發白。
那天晚上幾個人熬了一宿，燈全開著，擠在一起，誰也不敢閉眼。小黃一直縮在角落裡，抱著膝蓋，臉埋著，偶爾抖一下。小林給她倒了杯熱水，她接過去，手還在抖，水灑了一半。
第二天天一亮，電話就打回單位了。小周接的，對著電話那頭罵了十分鐘——派兩個女的來殯儀館盯專案也就罷了，連酒店錢都省，讓人家住殯儀館裡頭，這活兒是人乾的嗎？這不是省錢，這是缺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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