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周口一帶，有一片方圓幾十裡的水庫，周圍七八個村子的人都靠它吃水。可這片水庫，卻是出了名的凶地。警示牌插得滿地都是，寫的不是“水深危險”，而是“水中有高壓電，切勿靠近”。政府編出這樣的瞎話，實在是沒別的辦法——因為這片水庫，每年都要死人。少的時候兩三個，多的時候一年能淹死十來個。下河游泳的、摸魚的、甚至只是在岸邊走路的，莫名其妙就沒了。村裡的大人從小就囑咐孩子：“放學去哪兒都行，敢去水庫邊，腿給你打折。”
有個叫王秀蘭的女人，嫁到了離水庫最近的村子。她家在庫區邊上分了一片苞米地，土壤肥沃，可王秀蘭一直高興不起來——因為每次去地裡幹活，都得路過那片要命的水面。她嫁過來十幾年，親眼見過的從水庫裡撈上來的死人，就不下二三十個。每次看見白布蓋著的擔架從壩上抬下來，她就整夜整夜睡不著，耳邊總是水聲嘩嘩的。
四年前的一個秋夜，王秀蘭和丈夫李大山在苞米地裡收工晚了。家裡親戚送了酒菜來，三個人在地頭喝了幾盅。親戚先走了，王秀蘭和李大山收拾農具，把鋤頭、鐮刀捆在摩托車後架上，等忙完，已經快晚上九點了。九月的夜風從水面上吹過來，涼颼颼的，苞米葉子嘩啦啦地響，像是有人在裡面竊竊私語。李大山發動了摩托車，突突突的聲音在空曠的田野裡顯得格外響。王秀蘭剛坐上後座，下意識地朝水庫大壩上的變電站望了一眼——那壩上有個工作橋，橋上好像有人拿著手電筒在晃。
“大山，你看那橋上，是不是有人？”王秀蘭拍了拍丈夫的肩膀。
李大山沒回頭，只說了一句：“管他呢，咱走咱的。”
摩托車朝那個方向開去，因為回家要經過大壩。離著還有二三百米的時候，王秀蘭眯著眼看，覺得那光不對勁。不是手電筒的白光，是昏黃的、忽明忽暗的，像舊時的燈籠，又像是墳地裡的磷火，可磷火是飄的，那光是穩的。等摩托車離橋頭只有二三十米了，王秀蘭終於看清了——橋上站著四個人，每人手裡舉著一盞小燈籠，燈籠發出紅黃色的光，照得周圍一圈暖洋洋的，可那暖意卻讓人渾身發冷。可那四個人，根本就不是人。他們個頭矮小，最多一米四五，身體扁平，像是用竹篾紮成、糊了白紙的紙人。他們的臉上五官模糊，只有兩個黑洞洞的眼窩和一條細細的線當作嘴，白慘慘的，在燈籠的光裡泛著詭異的熒光。風吹過來，他們的衣角紋絲不動，像是焊在了橋上。
王秀蘭嚇得差點從車上栽下來，一把抓住李大山的腰，指甲都掐進了他的皮肉裡，聲音都變了：“大山！你看！橋上有四個紙人兒！”
李大山其實早就看見了。他騎車這麼多年，夜裡什麼沒見過？可他不敢吭聲。農村人遇上這種事，講究的是“看見了當沒看見”，閉著眼往前騎，更不能回頭。他壓低聲音，咬著牙罵了一句：“閉嘴！別說話！當沒看見！”
可王秀蘭是個實心眼，還在喊：“你看吶，它們還動呢！”
那四個紙人果然動了。它們在橋上慢慢走動起來，姿勢僵硬，像是被人用線牽著，膝蓋不打彎，腳底板擦著地面，發出沙沙的聲響。更詭異的是，它們手裡的燈籠——那火苗在風裡一點不晃，直直地往上躥，像四根燒紅的鐵釘釘在黑暗裡。
李大山轟大了油門，摩托車在坑坑窪窪的土路上顛簸，車燈照亮前面一小片路面，兩旁的黑影飛快地往後退。王秀蘭忍不住回頭去看，這一看，她的魂都快飛了。那四個紙人從橋上飄了起來，輕飄飄地飛到水面上，懸在半空，離水面大約一人高。它們的燈籠倒映在水裡，水面上出現了四個晃動的光點，像是有什麼東西在水下回應。然後它們慢慢往水裡落。紙人沾了水，竟然不化，燈籠也不滅。它們在水面上晃悠了幾下，像是在試探水溫，忽然“唰”地一聲，齊齊鑽進了水裡，水面上連個漣漪都沒留下。
也就兩三秒鐘，它們又冒了出來。這次，它們身邊多了一個東西——一個三四歲大的小孩，被兩個紙人從水裡拖了上來。那孩子的皮膚不是正常的顏色，是黑綠黑綠的，像是長了青苔，又像是泡爛了的木頭。他穿著一件紅衣裳，那紅在黑夜裡格外刺眼，紅得像血，紅得像剛從傷口裡淌出來的。小孩的頭耷拉著，四肢軟塌塌地垂著，像是沒有骨頭。兩個紙人一人架著他一隻胳膊，把他從水裡拖到了橋上。另外兩個紙人在前面引路，五個人——或者說，一個不知是死是活的孩子和四個紙人——並排站在橋上，一動不動。紙人的燈籠照著小孩的紅衣裳，那紅光映在紙人白慘慘的臉上，像塗了一層血。
王秀蘭死死地捂著嘴，不敢再出聲了。她感覺自己的心臟已經跳到了嗓子眼，嘴裡有一股鐵鏽味，是咬嘴唇咬出來的血。摩托車拐過一個彎，橋消失在了樹影后面。她趴在李大山的背上，渾身發抖，牙齒磕得咯咯響。
第二天，王秀蘭把這件事告訴了全村人。她逢人就說，說得活靈活現，連那小孩紅衣裳上的褶皺都描述得清清楚楚。李大山被鄰居們堵著問，只是默默點頭，一句話也不肯多講。有人問他：“大山，你媳婦兒說的到底是不是真的？”李大山吸了一口煙，把菸頭扔在地上，用腳碾滅，說了句：“我啥也沒看見。你們問我媳婦兒去。”可他的臉色，白得像那四個紙人。
村裡人議論紛紛，都說那四個紙人是害人的東西，水庫裡那些淹死的人準是它們乾的。王秀蘭自己也這麼覺得，好幾天晚上不敢閤眼，一閉眼就看見那四個白慘慘的影子。
可村裡有個八十多歲的趙老伯，聽完之後，慢悠悠地磕了磕菸袋鍋子，把菸灰磕在鞋底上，說了一句話：“你們都錯了。那紙人兒是救咱們來的。”
趙老伯把菸袋叼在嘴裡，眯著眼，講起了幾十年前的舊事。這片水庫是七幾年建成的，頭幾年什麼事都沒有，水清得很，村裡人夏天都去游泳。後來有一天，一個穿紅衣裳的小孩在水邊玩，大人沒看住，掉進去就沒了。撈上來的時候，肚子鼓得老高，臉都泡變形了，可那件紅衣裳還鮮紅鮮紅的。從那以後，水就不乾淨了。先是有人看見水面上有紅衣小孩的影子，後來開始死人——一年一個，有時候兩個，全是淹死的。那小孩怨氣重，在水底下拉替死鬼，拉夠數了自己才能去投胎。幾十年下來，拉了幾十個。趙老伯說到這裡，抽了一口煙，煙霧在晨光裡慢慢散開。他說：“紙人兒從河裡拉走的那個孩子，就是頭一個淹死的紅衣娃。老天爺看不下去了，派了四個紙人來，把他收了。往後這水庫，怕是要太平了。”
果然，從那以後，那片水庫再也沒有淹死過一個人。村裡人後來路過那座橋，偶爾還會想起那四個打著燈籠的紙人。有人說它們還在水底下，守著那片不再吃人的水面。也有人說，它們早就走了，燈籠滅了，紙人化了，隨著水漂到誰也看不見的地方去了。王秀蘭後來每次路過那座橋，都會想起那個紅衣小孩耷拉著腦袋的樣子。她說不清那是害怕還是別的什麼。她只是從那以後，再也不在夜裡去那片苞米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