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洋這輩子最後悔的決定，就是那年秋天推開了那扇門。
一九九九年，他十九歲，中專畢業半年多了。學歷拿不出手，又沒有關係，跑遍了人才市場，連保安的崗位都嫌他太瘦。家裡兩個老人靠他爸那點工資撐著，他每天晚上吃完飯回自己房間，關上門，躺在床上盯著天花板，心裡像揣了塊石頭，又沉又燙。
那天哥們兒老七來家裡找他喝酒，兩瓶啤酒下肚，老七拍著桌子說：“哎，你知道那壽衣店不？永福壽衣，就在南馬路那條巷子口。我二大爺跟老闆娘認識，說那店缺個夥計，一個月能給三千五！”劉洋的酒差點噴出來。三千五，他爸在廠裡幹了二十年才拿兩千出頭。他盯著老七的眼睛，問：“你咋不去？”老七撓了撓頭，聲音小了下去：“我爸媽不讓，說那行當晦氣。”劉洋沉默了幾秒鐘，然後把酒一口悶了。
第二天，老七的二大爺帶著他去了永福壽衣。
店門臉不大，夾在一家五金店和一家包子鋪中間，灰撲撲的招牌上“永福壽衣”四個字已經褪了色，金漆剝落了大半。推門進去，一股混合著香燭、樟木、舊布料和灰塵的氣味撲面而來，那味道不像藥房也不是黴味，像是什麼東西在密閉空間裡放了很多年慢慢滲出來的氣息。
老闆娘姓趙，五十來歲，燙著一頭港式捲髮，嘴唇塗得鮮紅，手腕上戴著兩隻粗粗的金鐲子，說話的時候手一直在晃，鐲子磕在櫃檯上叮噹響。“喲，小夥子這身板兒，結實！看著就扛得住事！”她圍著劉洋轉了兩圈，眼睛在他身上掃來掃去，笑的時候露出滿口黃牙，“我這兒活兒不重，就是值個夜班。夜裡也怕來人拿東西，你得守著。一禮拜四天夜班，一個月三千六，幹得好再加。怎麼樣？”
劉洋還沒來得及回話，她一手拍在他肩膀上，力氣大得他往前趔趄了一步。他看了一眼站在旁邊的二大爺，二大爺衝他點了下頭。劉洋也點了下頭。
正式上班的頭三天，白班，老闆娘帶他認貨。壽衣怎麼疊，骨灰盒哪種配哪種蓋子，紙紮的童男童女放哪個方位，香燭紙錢的疊法分七種。他拿個小本子記得密密麻麻，老闆娘在旁邊剔著牙說：“不用記那麼細，幹幾天就熟了。”說完把鑰匙往櫃檯上一丟，“今晚你第一個夜班，九點過來就行。晚上可能有人買東西，記住，別多問，別多看。”她拎起包往外走，高跟鞋踩在水泥地上咯噔咯噔地響，門關上之前又探回半個身子，“對了，夜裡要是聽見有人敲門，別急著開。先問是誰。”
劉洋一個人留在店裡。VCD機裡放著一部租來的老港片，音量開到最大，可貨架盡頭那些壽衣的影子還是被光線拉得又長又歪。他總覺得掛在衣架上的那排衣服在晃，可他走過去看的時候，衣架紋絲不動。
第五天夜班，他開始覺得不對勁。
先是肩膀發酸。他以為是坐久了，站起來活動了幾下胳膊，沒放在心上。到了第七天夜班，那種感覺變了——不再是酸，是沉。後背上像是貼著一床溼透了的被子，又像是一隻冰涼的手搭在肩胛骨上，不重，卻始終不離開。他彎腰去拿地上的水杯，腰彎到一半就彎不下去了，後背繃得死死的，像是有什麼東西在拽著他。他伸手往後摸，什麼也沒有。
第八天下午他回家照鏡子，臉色發青，眼窩陷了下去，嘴唇沒什麼血色。他爸夾著菜的手頓了一下：“你最近咋回事？瘦了一圈。”劉洋低下頭扒飯，含含糊糊地說：“夜班沒睡好。”他媽端湯的手停了停，看了看他，沒再追問。
第九天夜裡，店裡出了事。
那天夜班他從九點坐到了凌晨兩點，VCD裡的碟片放完了，電視螢幕上只剩一片藍光，沙沙地響。他剛要起身換碟，門口的風鈴忽然響了。聲音很輕，斷斷續續的，像是被什麼東西慢慢撥動。
門推開了一條縫。一隻瘦長的手先伸進來，然後是一個光禿禿的腦袋。進來的是個五十多歲的男人，穿著一件皺巴巴的灰色夾克，袖口磨得發白，渾身上下散發著一股劣質白酒和隔夜菜混在一起的酸臭味。他走路有點晃，眼睛卻亮得不正常，像是喝了很多但腦子還撐著最後一根弦。他繞著店堂走了一圈，在擺紙紮的那排貨架前面停下來，用手指撥了撥一個童男紙人的領口，然後又晃到櫃檯邊，忽然湊近了劉洋的臉。
“小兄弟，”他咧嘴笑了一下，一股酒氣撲過來，“新來的？”劉洋往後仰了仰，點頭。那人嘿嘿笑了兩聲，聲音乾啞：“一會兒有人來買東西，你給我返點，咱們三七開。”他伸出一隻髒兮兮的手，比了個三，“你三，我七。”
劉洋知道這種人是做什麼的。白事行當裡管他們叫“大了”，就是專門替事主操辦喪事的中間人，跟壽衣店、紙紮鋪、殯儀館都有勾連，吃的是兩頭回扣。老闆娘提過，雖然話裡話外帶著嫌棄，但也沒攔著讓他別理。劉洋想了想，點了下頭。
那人高興地拉過一把凳子坐下，開始跟他扯閒篇。說自己幹了十多年大了，方圓十里哪家死人他都能拉上活，又說這行賺錢靠的是人情，得會說話、會看臉色。他說著說著笑了，說：“你小子有前途，一看就靈光。”劉洋正聽得有點入神，那人說話的聲音忽然停了，像錄音機被人按了暫停。
劉洋抬起頭。那人的表情變了，剛才還在咧嘴笑的臉忽然僵住了，嘴角慢慢放平，眼睛眯起來，瞳孔縮得極小，像一隻貓看見了什麼東西。他直愣愣地盯著劉洋，盯了很久，然後猛地站起來，往後退了一大步，腿彎撞在貨架上，架子上的紙紮晃了一下，一個紙人的腦袋歪了歪。
“叔，你咋了？”劉洋站起來。
那人不說話，退到了貨架盡頭，後背頂著擺骨灰盒的玻璃櫃，玻璃“咔”地一聲悶響。他指著劉洋的手指在抖，嘴裡開始罵，罵得很難聽，噼裡啪啦一串髒話砸過來，手指幾乎戳到劉洋鼻尖。劉洋又懵又火，剛想開口回嘴——那人的罵聲忽然停住了。
店裡安靜了四五秒鐘。風鈴一動不動，電視機的雪花聲沙沙地響著，像是有人在遠處揉著一張報紙。那人臉上的表情像被什麼東西從上面揭掉了一層，從剛才的猙獰慢慢變成了一種說不出的顏色，像是憐憫，又像是怕。
他放下手，深吸了一口氣，然後問了一句讓劉洋頭皮發炸的話：“你後背是不是發沉？”劉洋愣住了。那人往前邁了一步，盯著他的眼睛：“多久了？”劉洋張了張嘴，喉嚨發乾：“五六天了。”那人點了點頭，像是對上了什麼，嘴唇抿了一下，又說：“你是不是感覺有人趴在你後背上？”劉洋的後脊樑猛地一縮，好像有人從他身體裡面往外推了一把。
那人退了兩步，轉身從貨架上抓了一沓紙錢、一把香，扔在櫃檯上，又撿了兩根白蠟燭，手忙腳亂地往懷裡塞。劉洋追了半步：“叔，你剛才那話——”那人頭也不回地往門口走，風鈴嘩啦響了一聲。他的腳已經跨出門檻，人在塑膠門簾外面了，忽然停住，側過半邊臉。昏黃的路燈從外面照進來，照著他光禿禿的後腦勺，上面有一道斜斜的疤，像是被什麼鈍器砸的，凹進去一塊，暗紅色的肉疤陷在發白的頭皮裡。他回頭看了劉洋一眼，聲音不高不低，可每個字都像是貼在耳朵邊上說的：“孩子，你背上那東西不是跟著你的。它是你在這兒上班才爬上來的。你再幹下去，這錢你有命賺沒命花。”
門簾嘩啦垂下來，風鈴又響了一聲。人走了，留下滿屋子酒氣和一股淡淡的、像是燒過的紙錢餘燼的焦味。
劉洋站在櫃檯後面，一步也邁不動。他聽見自己的心跳聲，咚咚咚咚，快得像要從嗓子眼蹦出來。他慢慢抬起手，往後脖頸摸了一下——空空的，什麼都沒有。可他感覺到了，那個重量還在，穩穩地擱在他肩胛骨中間，像一個人把下巴擱在那裡，安安靜靜地，不說話，也不動，只是趴著。
那天夜裡他沒再坐下。一直站著，站到天矇矇亮，站到老闆娘推門進來。她看了他一眼，皺起眉頭：“你臉色咋這麼差？”劉洋沒回答，把鑰匙擱在櫃檯上，說了一句“我不幹了”，轉身就走了。老闆娘在後面喊了兩聲，他沒回頭，推開玻璃門走進晨光裡。秋天的風涼涼地擦著臉，可是後背那一小塊地方，一直是溫的。
辭工第三天，他發現那種沉墜感開始淡了。先是肩膀能直起來了，然後是腰彎下去的時候不再發緊了。到了第五天早晨，他站在洗手間鏡子前面刷牙，忽然發現自己背挺得很直，像一根從水裡拔出來的竹竿。他活動了一下肩膀，肩胛骨發出“咔”一聲輕響，像是被什麼鬆開了。他摸了摸後脖頸，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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