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我是被媽媽搖醒的。她手一碰我額頭就叫了一聲：“哎呀這麼燙！”拿來體溫計一量，三十九度八。我燒得迷迷糊糊的，連坐都坐不起來，媽媽急得把毛巾用涼水浸了敷在我腦門上，又手忙腳亂地翻退燒藥。我燒得嘴唇起皮，嗓子冒煙，可腦子裡還在轉昨晚那個畫面——那個黑影，那個蹲在窗臺下刨土的動作，還有那句“拉我一把”。
媽媽這次終於慌了。
她坐在我床邊，拿溼毛巾給我擦手，一邊擦一邊紅著眼圈說：“閨女你跟媽說實話，你之前說晚上有人哭，到底是不是真的？”我嗓子啞得說不出話，只能使勁點頭。媽媽眼淚一下就掉下來了，她攥著我的手說：“是媽媽不好，媽媽沒信你，你說多少回了我都不當回事，是媽混蛋。”
那天她抱著我哭了半天。後來外婆來了，奶奶也來了，家裡大人坐了一屋子。媽媽把事情從頭到尾一說，外婆皺著眉頭唸叨：“怎麼能在孩子窗根底下哭呢，什麼人這麼缺德。”奶奶拍著大腿說：“報居委會！讓居委會的老頭老太太們晚上出來守著，逮著了非罵她一頓不可。”媽媽還真去了居委會，幾個大爺大媽也答應了，當晚就組了個巡邏隊，在我家樓下轉悠了好幾圈。
可邪門的是，從我發燒那天起，那哭聲就再也沒出現過。大爺大媽們守了四五天，屁也沒逮著一個，最後也就散了。
但我的身體垮了。
燒退了以後，我整個人像被人抽掉了半條魂。反應慢得嚇人，原來數學課上我舉手最快，心算兩位數乘法都不帶打磕巴的，可現在老師叫我站起來讀個應用題，我要盯著課本愣半天才磕磕巴巴念出來。最嚴重的是我變得特別怕黑。太陽剛一落山，天邊還剩一抹橘紅色的光，我就開始坐不住了，必須挨著媽媽坐，她去廚房倒杯水我都要跟著。晚上睡覺更是遭罪，以前我睡得像頭小豬，地震都搖不醒，可現在樓上誰家挪一下椅子，樓下野貓叫一聲，甚至空調自己“嘀”一聲停了，我都能“騰”一下從床上坐起來，心砰砰跳半天。
媽媽帶我去醫院查了好幾回，血常規、腦電圖、CT都做了，醫生說身體指標沒問題，可能就是受了驚嚇，開了些安神補腦的口服液。我每天捏著鼻子灌那些又苦又澀的藥水，灌了倆禮拜，一點用沒有。奶奶不知道從哪兒打聽到一個偏方，晚上端著一隻黃銅碗跑到門外，一邊拿筷子敲碗一邊扯著嗓子喊我的名字，喊一聲敲一下，喊一聲敲一下——“崽啊——回來吃飯了——崽啊——回家了啊——”那聲音在夜裡傳出去老遠，鄰居家的狗跟著汪汪叫，我趴在窗臺上看著奶奶花白的頭髮在路燈底下晃，鼻子酸得厲害。
爺爺則買了厚厚一沓黃紙，拿毛筆蘸了硃砂在上面畫些彎彎繞繞的符號，畫完了就貼到我們家門口、窗戶框上，還揣著一沓到外面去，貼電線杆子上，貼橋洞底下，貼十字路口的牆角。我跟在他後頭看他哆哆嗦嗦往牆上刷糨糊，心裡又難過又害怕。
可這些統統沒用。我還是那個樣子，腦子轉不動，膽子縮成一團。
最後是爸爸從外地趕回來了。他下了火車連家都沒回先去了醫院，在兒科門診裡握著我的手坐了整整一個下午。他的手很大很厚實，掌心都是老繭，攥著我的小拳頭像攥個鵪鶉蛋。後來他出去打了個電話，回來跟媽媽說：“我找著個人，明天請到家裡來瞧瞧。”
第二天下午，那位師傅來了。
我記得特別清楚，那天下著小雨，門口地墊上踩了一串溼腳印。師傅推門進來的時候先收了傘，慢條斯理地把傘靠在鞋櫃邊上。他大概六十出頭，瘦高個兒，穿一身黑西裝，鼻樑上架著一副金絲邊的圓眼鏡。可左邊那隻眼鏡片後面，眼珠子是白濛濛的一片，渾濁得像堵了層水垢。他整個左眼是看不見的，但右眼特別亮，掃了我一眼，我莫名其妙打了個寒戰。
他沒多說話，跟我爸媽點了下頭，就從隨身帶的那個灰布包裡掏出一把小算盤。那算盤只有巴掌大，鐵鏽色的，邊角磨得發亮，每一根檔和每一顆算珠上都刻著密密麻麻的花紋，像是某種藤蔓的形狀，繞著珠子盤了好幾圈。師傅把算盤託在左手上，右手伸出來，拇指和中指捏住一串珠子，“啪”地一撥。
那聲音又脆又冷，在大白天裡聽著都讓人心裡一凜。
然後他就開始了。從玄關開始，一步一步挨著牆走，每走一步就撥一下算盤，有時候快撥一串，“噼裡啪啦”跟炒豆子似的，有時候又慢慢捻一顆珠子，捻半天才“嗒”一聲鬆開。他走到客廳中間頓了一下，撥了幾下，又繼續往前走。走到廚房門口，他停的時間更長了，右眼微微眯著，側著頭像是在聽什麼。我媽緊張地攥著圍裙角，大氣不敢出。
最後他走到了我房間門口。剛邁進去一步，手裡的算盤突然“嘩啦”一聲響——不是他撥的，像是珠子自己滑了似的。他右手按住算盤，在門口站了足足有半分鐘，一動沒動。然後他慢慢轉過身，朝客廳走去，衝我爸媽招了招手。三個人進了主臥室，把門關上了。
我坐在客廳沙發上，抱著膝蓋，豎著耳朵聽。隔著門板，只聽到爸爸偶爾驚訝地“啊？”一聲，還有媽媽倒吸涼氣的聲音，具體的什麼也聽不清。那門關了大概三四十分鐘，終於開了。師傅出來的時候臉色如常，收好算盤，拿起傘，跟爸媽點了下頭，推門就走了。爸爸送他到樓下，回來的時候臉鐵青著，媽媽坐在椅子上一聲不吭，眼淚啪嗒啪嗒往下掉。
我拽著媽媽的袖子問怎麼了，媽媽摟著我，使勁揉了揉我的頭髮，說沒事沒事，咱搬家。
爸爸動作很快。不到兩個月，他就聯絡好了另一個小區的一套老房子，兩室一廳，五樓，沒電梯。那個週末搬家公司來了，把我們家才住了不到半年的新傢俱一件件往外抬。我蹲在客廳空蕩蕩的地板上，看著牆上那些掛過相框留下的釘子眼，心裡堵得難受。這套房子是爸媽攢了好幾年錢才買下來的，牆刷得那麼白，地板鋪得那麼亮，我第一天搬進來的時候還在窗臺上用粉筆畫了一朵小花，現在那些印記都在，可我們卻要走了。
那天晚上最後一批東西搬上車的時候，我終於憋不住了，抱住媽媽的腰哇一聲哭出來。我說媽都怪我，都怪我膽子小，我要是不害怕咱們就不用搬家了，新房子這麼好……
媽媽蹲下來，捧著我的臉，用拇指抹掉我臉上的眼淚和鼻涕。她眼睛紅紅的，但笑了笑，說：“傻閨女，跟你沒關係。是那房子不好，不是你的錯。咱們換個地方住，你慢慢就好了。”爸爸從後頭走過來，把我整個人抱起來舉到肩膀上，說走咯，去新家吃宵夜去。我趴在爸爸頭頂，回頭看了一眼那扇窗戶。窗簾被拆掉了，光禿禿的玻璃映著路燈，黑漆漆的，什麼也看不見。
搬到新家以後，那哭聲果然再也沒出現過。而且神奇的是，我腦子裡的那層霧一天比一天薄，做數學題又慢慢能跟上趟了，晚上睡覺雖然偶爾還會醒，但至少不會一驚一乍了。日子像流水一樣淌過去，這件事就漸漸被埋在記憶底下，落了灰。
直到很多年之後，我都大學畢業了。有一回過年回家，跟媽媽坐在陽臺上曬太陽嗑瓜子，不知道怎麼聊起小時候的事。媽媽磕著瓜子，忽然嘆了口氣，把當年那師傅說的話原原本本告訴了我。
師傅那天關上門跟他們說，你們這棟樓，一樓底下壓著東西。不是古墓，不是棺材，是個人——活生生被壓下去的。他說那地底下原本應該有個暗坑或者防空洞之類的老空間，後來蓋樓的時候回填土沒填實，就把一些舊建築廢料直接夯進去了。那個女人的屍骨就被混在那些廢料裡面，連個正經的墳都沒有。她死得冤枉，死後又被人用渣土壓著，魂魄出不來回不去，就日日夜夜在那底下困著。小孩子陽氣弱，又恰好住在一樓正上方，就能聽見她的動靜。她不是存心嚇人，是太苦了，想讓人知道她在底下，想讓人拉她一把。
可師傅說這種事沒法破。沒有名姓，沒有身份，連她是誰都沒人知道，想遷也沒處遷，想超度也超度不了。他就跟我爸媽說了一句話：“走吧，別住了。你們住在那兒一天，她就纏你們一天。不是故意害你們，可你們閨女扛不住。”
媽媽說到這兒，手裡的瓜子停下了。她看著遠處陽臺外灰濛濛的天，聲音平平的：“你爸當時聽完，回來就跟我商量賣房子。虧了將近一半的錢，可他二話沒說。他說閨女比房子值錢。”
我坐在那兒，手裡捏著一顆沒剝開的瓜子，半天沒說話。陽光暖洋洋地照在膝蓋上，樓下有小孩在追著跑，笑聲脆生生的。我忽然又想起那年夏天，那個悶悶的哭聲從地底下一層一層往上冒，那個女人斷斷續續地念叨著“拉我一把”。她到底是誰，她經歷了什麼，她在那個又黑又冷的底下待了多少年——沒人知道，也沒人再去追究了。
。麼什的別是還，響的裡管水是還，聲風是道知不。了沒又聽一細仔但，音聲的悶悶、的遠很點點一到聽惚恍會裡朵耳，候時的糊糊迷迷得睡上晚候時有。過看去回沒也再我，了走搬們我是只。在還也計估樹槐老棵那，在還戶窗扇那，在還樓棟那來後
。想細敢太不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