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件羊毛的必須帶！”紅梅的聲音帶著不容商量的堅決，“北京冬天能凍掉耳朵！”
地上攤著那個嶄新的粉色行李箱，拉鍊已經繃得發出抗議。紅梅跪在地上，用力壓著箱蓋，要把第五件毛衣塞進去。
英子站在旁邊，兩隻手插在藍色格子睡褲口袋裡。上面是件短袖白色T恤，頭髮剛洗過，鬆鬆地披在肩上，髮梢還帶著溼氣。房間裡的電風扇嗡嗡轉著，吹得她額前的碎髮飄起來。
“媽，你別給我弄了。”英子的聲音無奈，“真的太多了。我真的穿不下呀！”
紅梅不抬頭，繼續往裡塞那包綠豆圓子。綠豆圓子用塑膠袋裝著，塑膠袋外面又套了個布袋子。紅梅塞進去，又拿出來，調整位置，再塞進去。
母親總在離別時變成倉鼠，拼命囤積一切她覺得你用得上的東西。哪怕行李箱已像孕婦的肚子，她還想再塞進一個備用子宮——一個能隨時把你裝回她生命裡的、絕對安全的襁褓。
“再說我又不是不回來了。”英子走過來，蹲在紅梅旁邊，“放假了我就回來了呀。再缺什麼東西我再從家拿，或者你給我寄也行。這麼多東西我拿也不好拿，弄也不好弄。根本裝不下。”
紅梅的動作停了一下。她的手指還按在那件毛衣上，毛衣是米白色的，純羊毛的，摸上去軟軟的。她特地在百貨大樓買的，花了一百八十塊錢。售貨員說，這是今年早秋最新款，北京的大學生都愛穿這個。
“你看你給我買了多少。”英子指著箱子，“這才夏天呢，你給我冬天的衣服都買了。北京又不是北極，哪有那麼冷？”
年輕人眼裡的世界是敞篷跑車，媽媽眼裡的世界是帶暖氣的裝甲車——她總怕你凍著，哪怕你正要去的是熱帶。
常松抱著小年在門口站著。小年手裡拿著個塑膠小汽車，在常松懷裡扭來扭去。
“傻丫頭，”常鬆開口了，聲音裡帶著笑，“你媽不放心你呀。你看你從來沒出過遠門，這第一次跑到北京那麼遠的地方上學。”
紅梅抬起頭。她的眼眶已經紅了，但她忍著，沒讓眼淚掉下來。她看著英子，看了很久，然後說：“媽……現在要不是有小年，說啥也跑到北京陪讀。”
常松臉上的笑僵了一瞬。很短，幾乎看不見。他懷裡的小年動了動，小汽車掉在地上，啪嗒一聲。
“就是，”常松立刻又笑起來，聲音提高了些，“我也去。我們一起去陪英子。”
英子也笑了，搖搖頭。“常叔，我走了，我媽和我弟就交給你照顧了。你多辛苦點。”她頓了頓，看著常松，“等我畢業上班了，我接你和我媽、我弟到北京。”
常松點點頭，沒說話。他心裡有點熱，又有點澀。這丫頭，到底還是懂事的。但他也知道，這話聽著暖心，真到那天，你還認識我嗎？北京那麼大，大學那麼多年，見的人那麼多。等你畢業了，有本事了，眼裡還能有我這個叔？等到那個光景，你媽你弟你是要接的，我又算哪根蔥呢？
他低頭看小年，小年正伸手抓他下巴上的胡茬。
繼父的愛，像一隻借來的殼。他縮在裡面，小心翼翼地給予溫暖，卻永遠無法真正長成這殼的一部分。他時刻準備著，等裡面的蝸牛長大了，有了自己的新殼，便會將他這隻舊殼，連同那些共度的風雨，一起遺棄在來時的路上。他的付出，從一開始就寫好了歸還的日期。
這時候，院子裡傳來拖鞋啪嗒啪嗒的聲音。聲音很大，很急，由遠及近。然後門口的光被擋住了一半——常瑩站在那兒。
她剛洗完澡，頭髮溼漉漉地貼在頭皮上，還在滴水。身上套了件褪了色的粉汗衫，料子薄，被水浸得透透的，像個誠實的叛徒——毫不遮掩地出賣了她下垂的胸部輪廓，彷彿兩隻洩了氣的皮球在破布袋裡晃盪。 下面是條寬鬆的灰色短褲，褲腳捲到膝蓋。腳上趿拉著一雙塑膠拖鞋，左腳那隻鞋帶斷了，用一根紅繩子綁著。
她跑得急，差點被門檻絆倒，整個人往前衝了兩步才站穩。
她這半生，總是這樣慌慌張張地奔向每一個可能有溫暖的地方，像一隻總在尋找落腳點的、羽毛稀疏的老家雀。她不明白，有些屋簷，生來就不是為她這樣的鳥準備的。
“接到哪裡去啊？”常瑩喘著氣，眼睛亮著，“我能去嗎？”
常松笑出聲。紅梅也抬起頭，嘴角彎了彎。
“可以去啊，”紅梅說，“當然可以去。你是孩子姑姑，怎麼不能去？”
“英子說要把你接到北京去呢。”常松補了一句。
常瑩咧開嘴，笑得牙齦都露出來。“接我到北京？哈哈！”她用手背抹了一下下巴上的水，“那我可真沒白疼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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