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九天後，她把牌位送到村口的土地廟旁邊，挖了一個坑，埋了。她請石匠打了一塊碑，很小，上面刻著“胡德貴、王氏、胡小毛之墓”。她跪在碑前，燒了很多紙錢，磕了三個頭。她站起來，看著那塊小小的碑，忽然覺得，她不是在幫他們，是在幫自己。幫自己心安，幫自己住上新房子，幫自己睡個安穩覺。
派出所和文物所那邊後來來了通知，說那三具屍骨不是文物，可以處理了。胡滿英去領了回來，重新埋在那個碑下面。她把那塊菜地填平了，換了一個地方挖地基。新地基在菜地的西邊，離那個坑十幾米遠。這一次，她先請周先生看了，周先生說可以，她才動工。
施工隊還是那個王師傅帶隊，可這次，胡滿英多了個心眼。她每天給工人們做早飯、午飯、晚飯，還包了菸酒。她說，你們辛苦了，吃好點，幹好點。工人們都很賣力，地基挖得快，牆砌得快，上樑也快。上樑那天，她按照村裡的規矩，在樑上貼了紅紙，掛了紅布，放了鞭炮，還包了紅包給每個工人。王師傅站在樑上，端著酒碗，喊了一聲“上樑大吉”，把酒灑在樑上。胡滿英站在下面，看著那根大梁穩穩地落在牆上，眼淚又流下來了。這次不是怕，是高興。
房子一天天長高，從地基到牆體，從牆體到屋頂，從毛坯到粉刷。胡滿英每天都去工地看，看著那些磚一塊一塊壘起來，看著那些水泥一點一點乾透，看著那扇門、那扇窗、那片瓦，一樣一樣地安上去。她摸著那些粗糙的牆面，心裡想，這是我家的房子，我的新房子。我等了三十年，終於等到了。
房子建好那天，是秋天。天很高，很藍，陽光照在白色的外牆上，亮得晃眼。胡滿英站在院子中央，看著這棟二層小樓，看著那扇硃紅色的大門，看著那些鋁合金窗戶，看著那個水泥抹平的曬壩，心裡像裝了一整片海，滿得往外溢。她拉著孫子的小手，在院子裡轉了一圈又一圈。孫子問，奶奶，這是我們家嗎？她點頭，是，這是我們家。孫子又問，那我們以後不住老房子了？她搖頭，不住了，以後住新房子。
搬家那天，她請了全村人來吃飯。擺了十桌，雞鴨魚肉，酒水管夠。她端著酒杯，一桌一桌敬酒，嘴裡說著感謝的話，說著說著就哭了。村裡人知道她不容易，都安慰她，說以後就好了，住新房子了，享福了。
那天晚上，客人散了，兒子媳婦帶著孫子睡了。胡滿英一個人坐在堂屋裡，關了燈，看著月光從窗戶照進來，照在那些新傢俱上，照在那些白牆上，照在那塊她請人刻的“福”字牌匾上。她坐在那裡，心裡很靜，靜得像那口她小時候打過水的老井。
她正要起身去睡，忽然聽見了一個聲音。很輕，很短，像是指甲刮過牆壁的聲音。她停下來，側耳聽，聲音又響了，這次是從牆裡面傳出來的，沙沙沙，沙沙沙，像有什麼東西在牆裡爬。她站起來，走到那面牆前面，把耳朵貼上去。聲音更清晰了，不是爬，是敲，一下一下，有節奏的，像是在打拍子。她敲了敲牆，那個聲音停了。過了一會兒，又響了，這次更輕，更遠，像是從很深很深的地方傳出來的。
她站在那面牆前面，站了很久。然後她想起了一個人——周先生。她第二天一早就去找他，周先生聽她說完，沉默了很久。
“你搬家之前，有沒有在堂屋裡燒過紙？”
胡滿英愣了一下。她忘了。搬家那天太忙了，她忘了燒紙。
周先生嘆了口氣。“你請了牌位，埋了碑，可你沒請他們進新房子。他們還在老地方，等你請他們。”
胡滿英問：“怎麼請？”
周先生說：“你回去，在堂屋裡擺一張桌子，放上牌位，點上香，燒紙錢，喊他們的名字。你說，胡德貴、王氏、胡小毛，新房子蓋好了，你們來住。你們來吃飯，來睡覺，來過日子。你們來，我供你們。你們不來，我一個人害怕。”
胡滿英回去照做了。她在堂屋裡擺了一張小桌子，把那個牌位放上去，點上香，燒了紙錢，跪在地上，喊了他們的名字。她說，胡德貴、王氏、胡小毛，新房子蓋好了，你們來住。我給你們留了最好的房間，朝南的，陽光好。你們來，我給你們做飯，給你們燒水，給你們鋪床。你們別怕，我也不怕。我們住在一起，互相照應。
她說完，磕了三個頭。站起來，看著那個牌位，牌位上的字在燭光裡一閃一閃的，像是活了一樣。她站在那裡，等了一會兒，什麼都沒發生。她轉身去睡了。那天夜裡，她睡得很沉，什麼聲音都沒聽見。第二天早上起來，她去堂屋看，牌位還在，香灰落了一桌。她打掃乾淨，重新點上香，供上早飯。她說，你們吃，我去幹活了。
從那天起，她每天早上起來第一件事，就是給那個牌位上香、供飯。她做的不多，一碗粥，一個饅頭，一碟鹹菜。她放在牌位前面，說，你們吃，別客氣。晚上睡覺前，她也會去牌位前面站一會兒，說幾句話。說今天干了什麼，說孫子又學會了什麼新詞，說兒子媳婦又吵了什麼架。她說著說著，有時候會笑，有時候會嘆氣，有時候會哭。她不知道他們聽不聽得到，可她覺得，說出來，心裡好受些。
日子一天天過去，那個聲音再也沒有了。胡滿英住在新房子裡，睡得越來越安穩。她有時候會想，那三具屍骨，那一家三口，也許真的住進來了。住在她留的那間朝南的房間裡，睡在她鋪的那張床上，吃她做的飯，喝她燒的水。他們不鬧了，不敲了，不爬了，安安靜靜的，像一家人一樣。
她不知道這算不算靈異，可她覺得，這不是壞事。她守了三十年寡，一個人把兒子拉扯大，一個人攢錢蓋房，一個人撐起這個家。她太孤單了。她需要有人陪，哪怕那是三個死人。她給他們供飯，跟他們說話，聽他們沉默，她覺得不孤單了。
幾年後，胡滿英老了，頭髮白了，背駝了，走路也慢了。兒子媳婦出去打工了，孫子去鎮上唸書了，家裡又只剩她一個人。可她不怕，她知道那三個“人”還在，在那間朝南的房間裡，在那個牌位裡，在那面她曾經聽見敲擊聲的牆裡。他們陪著她，她陪著他們。誰都不孤單。
她七十三歲那年，生了一場大病，躺在床上起不來了。她覺得自己快不行了，就把兒子叫回來，交代後事。她說，我死了，你別把那塊牌位扔了。把它放在我棺材裡，和我埋在一起。我答應了要供他們一輩子，我供不了了，你替我供。兒子不懂，問她為什麼。她笑了笑，說，你別問，照做就是了。
她死了。死在那間新房子裡的那張新床上，臉上帶著笑。兒子按照她的遺願，把那個牌位放在她棺材裡，和她埋在一起。墳在村後的山坡上，朝南，陽光很好。每年清明，兒子帶著媳婦孫子來上墳，燒紙，磕頭，放鞭炮。他也會在墳前擺一碗粥、一個饅頭、一碟鹹菜，說，媽，你吃。
他不知道那個牌位上的名字是誰，可他覺得，那是他媽媽最重要的人。他沒見過他們，可他媽媽見過。在他媽媽的那些夢裡，那些自言自語裡，那些對著牌位說話的日子裡，她見過他們。他們是一家人，住在一起，吃了很多年飯，說了很多年話，陪了很多年。
很多年後，泥溝村拆遷了，那些老房子、新房子都被推平了，蓋了工廠。只有村後山坡上的那些墳還在，沒人來遷，也沒人敢動。其中有一座墳，很小，很舊，碑上的字已經模糊了，可仔細看，還能認出“胡滿英”三個字。她的墳旁邊，還有一座更小的碑，上面刻著“胡德貴、王氏、胡小毛之墓”。三座墳，四個人，並排躺在山坡上，面朝南方，看著那片被推平的村莊，看著那些新建的工廠，看著那條他們走了一輩子的路。
風吹過來，帶著工廠的煙塵，帶著汽車的尾氣，帶著那些再也回不去的舊時光。可那些墳還在，那些名字還在，那些故事還在。住在新房子裡的人，搬走了，死了，散了。可那些牆裡的聲音，還在。在風裡，在雨裡，在每一個夜深人靜的時刻，輕輕地、慢慢地敲著。
敲給那些還能聽見的人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