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文慧第一次摸到那根紅線，是入職的第二十八天。
那根線不是縫紉機上的面線，不是鎖邊機裡的底線，它從車間天花板的裂縫裡垂下來，懸在半空中，微微晃動。陸文慧盯著它看了幾秒，伸手去夠，指尖碰到絲的瞬間，線“啪”地斷了。斷口處滲出一滴暗紅色的液體，滴在她手背上，她低頭一看，不是血，是一滴已經凝固了的紅油漆。她擦掉那滴油漆，抬頭再看，天花板上的裂縫已經合攏了，什麼都沒有。
她對著那根斷線發了很久的呆。坐在她對面工位的周姐伸過手來在她面前揮了揮：“文慧，發什麼愣？線斷了換一根就是了。”陸文慧說：“周姐，你剛才沒看見天花板上有根線？”周姐抬頭看了一眼說沒有，然後又低頭踩機子了。陸文慧沒再追問，可她總覺得那道裂縫在看著她，在那些日光燈照不到的陰影裡，用脫了漆的、生了鏽的、半睜半閉的眼睛。
陸文慧在這間製衣廠當車間主任已經快三年了。
廠子在川南一個叫“棉溪鎮”的地方，不大，四層樓，兩百多個工人，專做外貿訂單。這幾年行情不好，訂單越來越少，工人走了一撥又一撥，留下來的大多是跟了老闆十幾年的老員工。陸文慧是老闆從外面挖過來的，工科畢業，懂管理，會排工序，壓得住場子。她上任第一件事就是改革計件工資制度，把那些磨洋工的老油條治得服服帖帖。工人們背後叫她“鐵娘子”，她不在乎，她要的是效率，是交期，是月底那筆準時到賬的工資。
製衣這行，她幹了快十年，從車位做到組長，從組長做到主管，什麼機器沒見過，什麼布料沒摸過，什麼刁鑽的客戶沒對付過。可她從來沒有在一間車間裡，同時感受到過如此濃烈的、糾纏的、像被什麼東西詛咒過的氣息。不是機器的機油味，不是布料上的甲醛味，而是那種從牆壁縫隙裡、從天花板夾層中、從水泥地面底下滲出來的、潮溼的、微酸的、像無數張嘴同時哈出的熱氣。那種氣味從她第一天走進這棟樓就纏上了她，起初很淡，淡到她以為是自己的錯覺，後來慢慢變濃，濃到她在車間待久了會覺得後腦勺發緊，太陽穴突突直跳。她問過其他工人，有人說聞到了，說習慣了；有人說什麼也沒聞到，說她鼻子太靈了。只有一個姓周的老阿姨，在廠裡幹了二十多年，神神叨叨的，拉著陸文慧的袖子說了一句讓她後背發涼的話：“那不是氣味，是怨氣。這棟樓裡死過很多人，她們的魂沒走，困在機器裡了，困在那些線頭裡了，困在她們生前數也數不清的針腳裡。”
陸文慧以為周阿姨在說瘋話，沒在意。可是第二天，樓上車位就出了事。
出事的是三樓的趙小禾，十九歲，從貴州來打工的，來廠裡不到半年。那天下午陸文慧正在辦公室看生產報表，忽然聽見樓上傳來一陣尖叫聲，不是那種被剪刀紮了手的尖叫，是那種從嗓子眼裡擠出來的、變了調的、像被人掐住脖子的嘶吼。她扔下報表跑上樓，看見趙小禾坐在縫紉機前，整個人像被電擊了一樣，渾身劇烈抽搐，眼睛翻白，嘴裡不斷重複三個字——“縫上它，縫上它。”兩個工人按著她，按不住，她的手指死死摳著縫紉機的檯面，指甲嵌進木頭裡，掰都掰不開。
陸文慧衝過去，抓住趙小禾的手，那隻手冰涼的，不像活人的溫度。她用力掰開她的手指，看見趙小禾的手心裡攥著一根紅線，和她那天在車間天花板上看見的一模一樣。她扯出那根紅線，趙小禾的抽搐漸漸停了，翻白的眼珠慢慢落回原位，整個人軟塌塌地癱在椅子上，像一截被抽走了骨頭的蛇。陸文慧把那根紅線攥在手心裡，指尖在微微發燙。她問周圍的人怎麼回事，有人說趙小禾剛才踩機子的時候，機器忽然自己轉了起來，沒人踩踏板，針頭自己上上下下，縫出一串密密麻麻的線跡，趙小禾想去關電源，手剛碰到開關，人就變成了那樣。
陸文慧走到那臺縫紉機前，彎下腰看針板。針板上縫著一塊布，白色的，方方正正，上面用紅線縫出了兩個字——“救我”。她盯著那兩個字，腦子裡嗡嗡響。她把那塊布從針板上拆下來，塞進口袋裡，又去找趙小禾。趙小禾已經不抽了，可整個人呆呆的，眼睛直直地看著前方，不說話也不動。陸文慧蹲在她面前，喊她的名字，喊了好幾聲，趙小禾的眼珠才慢慢轉過來，看著陸文慧，嘴唇翕動了幾下，發出一個極輕極細的聲音。
“陸主任，機器裡有個人。”
陸文慧皺了一下眉。
“她掐著我的脖子，”趙小禾指了指自己的喉嚨，“她說她在這裡面困了好久，她想出來，可她出不來。她讓我幫她，她說只要我把那根線縫完，她就能出來。”
陸文慧想繼續追問，趙小禾已經閉眼了。陸文慧只好先讓兩個工人送她去樓下醫務室休息。等人走了，她把那臺縫紉機的電源拔了，蹲下來仔細看那塊針板上的布。布料很輕薄，白底，不像是平時做活的庫存料，倒像是個人從衣服上撕下來的一樣東西，方形邊緣微微卷曲，帶著手工撕裂的毛邊。紅線繡的字不算工整，可每一筆都深深扎進布面裡，斷了幾處線頭又重新起針，像是一個手在抖的人緊咬牙關硬撐下來的一句話。
她回到辦公室，把那塊布鎖進抽屜裡。窗戶外面傳來樓下廠區的廣播聲，放著什麼歌，也聽不清。黃昏的光從玻璃照進來，落在白色布面上，那兩個字在光裡微微發暗，像是什麼東西在掙扎著呼吸。
陸文慧關上抽屜，拉上窗簾，把自己沒碰過的水杯拿到茶水間倒掉，重新接了半杯溫水，站在窗前慢慢喝。喝了半杯，她忽然想起一件事——那塊布的料子，是雪紡，輕薄，半透明，邊角有荷葉邊，是去年停掉的針織連衣裙款式的多餘裁片。那款裙子她記得清清楚楚，面料質檢報告不合格，整批退貨，倉庫裡堆了好幾個月，後來老闆讓人拉走銷燬了。可這塊布是新裁的，它不應該存在。除非有人從銷燬的廢料堆裡偷了一片出來，除非有人一直在留著她。
陸文慧放下水杯，撥通了老闆的電話。
老闆姓鍾，五十多歲，在服裝行業摸爬滾打快三十年，從擺地攤起家，做到如今這間年產值幾千萬的製衣廠。電話那頭很吵，好像在應酬。陸文慧把事情簡單說了，鍾老闆沉默了一會兒，讓她明天去一趟他在廠區後面的老辦公室。
第二天一早，陸文慧去了。老辦公室在一棟獨立的二層小樓裡，和廠房隔著一個院子。灰牆，鐵門，窗戶蒙著厚厚的灰。鍾老闆已經在了，坐在那張老舊的辦公桌後面，桌上堆滿了樣品冊和合同，菸灰缸裡插滿了菸蒂。看見陸文慧進來，他把手裡的煙掐滅，從抽屜裡拿出一個黃色的牛皮紙信封，推到桌上。
“你昨晚說的事，我查了一下。那個車位，去年死過人。”
陸文慧的手停住了。
“那臺縫紉機以前的操作工叫楊秀梅，幹了七八年，手藝好，出活快，就是性子悶，不愛說話。去年年底趕一個急單，連續加了三個通宵，第四天早上被發現倒在機位上，手裡還捏著裁片，人已經涼了。法醫說是心源性猝死，走的時候沒什麼痛苦。她死了以後那臺機器誰用誰出事，有的人手被針扎穿，有的布料莫名其妙地縫成一團，有的人像昨晚那樣，聽見機器裡有人在說話。後來就沒人敢用了，一直空著，塞在角落裡。這次是因為趙小禾是新來的，不知道情況，組長就把那臺機器派給了她。”
陸文慧拿起那個信封，拆開。裡面是一沓照片和一份當年的內部事故報告。照片上是楊秀梅趴在機臺上的遺容，臉側著，眼睛半閉，一隻手垂在針板旁邊，手指還維持著拿布料的姿勢。那份報告的最後一行寫著：“楊秀梅猝死，非工傷，廠方已對家屬進行人道主義補償。”落款是一年前。
陸文慧合上報告，把它放回信封裡。“鍾老闆，楊秀梅的家人還在這邊嗎？”鍾老闆說，她老家在貴州一個偏遠的縣，丈夫在老家種地，當時來廠裡鬧過一陣，拿了錢就走了。陸文慧點了點頭。
她回到車間，找老員工打聽楊秀梅的事。老員工們對這個話題都諱莫如深，只有周阿姨又拉著她說了一些。她說楊秀梅不是第一個死在這棟樓裡的人。零六年有個女工叫王芳，因為加班太猛猝死在出租屋裡，工廠賠了幾萬塊了事；一三年有個小夥子從宿舍六樓跳下去，也是因為受不了沒日沒夜的加班；還有好些陸陸續續突發疾病離職之後再也沒訊息的人。周阿姨說這些話的時候，嘴巴一張一合，聲音壓得很低，像怕驚動什麼東西。
“這些死了的人，魂沒走。她們困在這兒了。困在車衣間的機器裡，困在倉庫的布料堆上，困在那些她們生前日夜不休趕工的流水線裡。她們出不去，也沒人替她們喊冤。她們的怨氣太大，冤魂日積月累，這裡就成了一個拿活人陽氣養亡魂的鬼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