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他妹妹也死了，也是癆病，死的時候瘦得只剩一把骨頭，眼睛瞪得大大的，看著沈志遠，嘴唇動著，想說什麼，但已經說不出話了。
沈志遠跪在床前，握著母親的手，沒有哭，只是跪著，像一根木頭。佟國璋站在門口，看著這一幕，心裡酸了一下，但很快就被生意上的事沖淡了。
他供沈志遠讀了幾年私塾，又送他去北平讀大學，不是出於親情，而是出於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愧疚——也許是對妹妹的愧疚，也許是對自己的愧疚，也許只是覺得，這是“應該做的事”，做了心裡就踏實了。
現在，沈志遠走了。
走得乾乾淨淨，不留餘地。把佟國璋一個人留在這裡，留在這座燈火通明的公館裡，留在這群阿諛奉承的人中間，留在這個他精心編織的、用謊言和諂媚搭建起來的世界裡。
佟國璋忽然覺得很累。
不是身體的累，是靈魂的累。他覺得自己像一隻蜘蛛，織了一張很大很密的網，把自己裹在裡面，越裹越緊，越裹越密，最後連動都動不了，只能等著獵物撞上來——或者等著網被撕破。
他抬起頭，看了一眼窗外的夜色。
月光透過窗簾的縫隙射進來，在地上畫出一道銀白色的光帶，像一條路，通向某個他不知道的地方。
他盯著那條光帶，忽然想：沈志遠走在哪條路上？是月光照著的這條路，還是另一條更黑、更暗、更窄的路？
他不知道。
他只知道一件事——明天，他還要去見日本人。
明天，他還要繼續鞠躬、繼續微笑、繼續喊萬歲。明天，他還要繼續做那個“佟先生”，做那個日本人眼中的“滿洲精英”，做那個在宴會上談笑風生、在酒桌上推杯換盞、在黑暗中獨自發抖的人。
他端起酒杯，把杯裡涼透的酒一口喝乾。
酒液已經沒有了溫度，像水一樣冰涼，順著喉嚨流下去，在胃裡凝成一團冰。他打了個寒戰，放下酒杯，站起來，椅子向後滑了半尺，發出一聲短促的吱呀。
“諸位，”他說，聲音沙啞而疲憊，像一架老舊的留聲機在緩慢轉動，“今晚就到這兒吧。改日再聚。”
眾人紛紛站起來，有人鞠躬，有人點頭，有人握手，有人拍肩膀。
劉德柱拍了拍佟國璋的肩膀，想說幾句安慰的話，但張了張嘴，什麼也說不出來，只是嘆了口氣，轉身走了。
趙文斌鞠了一個九十度的躬，動作依然乾脆利落，像一把摺疊尺，但起身的時候，眼鏡滑到鼻尖上，他伸手扶住，手指在微微顫抖。
客人們一個接一個地離開了。皮鞋聲、腳步聲、說話聲，漸漸遠去，消失在走廊盡頭。
大門開了又關，關了又開，每一次開合都帶進來一股冷風，吹得燭火搖曳，吹得桌布飄動，吹得佟國璋的頭髮在額前晃動。
最後，大廳裡只剩下佟國璋一個人。
他站在空蕩蕩的大廳中央，周圍是一片狼藉——殘羹冷炙、空酒瓶、髒餐具、揉皺的餐巾、熄滅的蠟燭。
水晶吊燈還亮著，一千二百顆水晶珠子還在折射光線，但此刻，這些光線不再溫暖，而是冰冷刺骨，像無數根針，紮在他的身上。
他慢慢走回主位，坐下來，把臉埋在雙手裡。他的手很涼，臉也很涼，涼得像兩塊冰。
他的肩膀開始顫抖，起初很輕，像微風吹過水麵，然後越來越劇烈，像地震，像海嘯，像一座大樓在倒塌。
他的喉嚨裡發出一聲低沉的、含混的嗚咽，像一隻受傷的動物在洞穴裡呻吟。
他沒有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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