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張卡背後都有一個數字。
二十萬,五十萬,一百萬。
最多的一張是三年前,一個煤礦事故的案子,死了三十七個礦工。煤礦老闆送來五百萬,他判了“不可抗力”,煤礦繼續開採。
五百萬,他給兒子在倫敦買了套公寓。
兒子今年二十五歲,在倫敦讀金融碩士,明年畢業。上週打電話來說想留在倫敦工作,需要一筆錢打點關係,大概三十萬英鎊。
楊為民算了一下,二百萬人民幣,差不多夠。
他需要這筆錢。
也需要保持“維持原判”的記錄——如果這次突然改判,之前那些案子的當事人會怎麼想?會不會懷疑?會不會翻案?
不能開這個口子。
筆尖落下。
“楊為民”三個字寫得工整,有力,筆畫間透著不容置疑的權威。
簽完字,他蓋上自己的私章。
紅色的印泥在紙上拓出清晰的痕跡。
他把判決書合上,放進“已審結”的檔案筐裡。
然後拉開最下面的抽屜,拿出那個檔案袋,抽出銀行卡,對著電腦攝像頭拍下卡號和密碼,透過加密郵件發給了兒子。
“爸給你轉了筆錢,倫敦那邊該打點的打點,別委屈自己。”
點擊發送。
郵件發出。
楊為民靠在椅背上,閉上了眼睛。
辦公室很安靜,只有空調出風口低沉的嗡鳴。
他想起自己第一次收錢,是十六年前。
那時他還是民事審判一庭的審判員,剛獨立辦案不久。
接手的第一個大案子,是個工傷賠償糾紛。一個建築工地的農民工,在施工時從三樓摔下來,脊椎骨折,下半身癱瘓。工地老闆只賠了五萬醫藥費就不管了。
農民工起訴,要求賠償醫療費、誤工費、殘疾賠償金,總計八十二萬。
案子很簡單。
證據齊全:有事故現場照片,有醫院診斷證明,有勞動局的事故認定書。
按法律規定,工地老闆全責,八十二萬一分不能少。
開庭前三天,工地老闆託人找到楊為民,遞過來一個信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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