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地老闆帶來了三個“工友”，證言一致：農民工自己違規操作，且本身有舊傷。
農民工在輪椅上，氣得渾身發抖，嘶啞地喊：“他們撒謊！我根本沒有舊傷！他們是一夥的！”
但沒有證據。
醫院的病歷裡，沒有舊傷記錄。
最終判決：農民工承擔主要責任（70%），工地老闆承擔次要責任（30%）。賠償金額從八十二萬，變成二十四萬六。
工地老闆當庭表示服從判決。
農民工當場哭暈過去。
二十四萬六，扣除律師費、訴訟費，到手不到二十萬。而後續的康復治療、終身護理，每年至少要五萬。
他活不了幾年。
楊為民拿到了那五萬塊錢。
給妻子交了手術費，給兒子交了擇校費。
妻子手術很成功，兒子進了重點中學。
一切都很“值”。
從那天起，他在這條路上越走越順。
職位從審判員升到副庭長，再到庭長，最後到副院長。
案子越接越大，從工傷賠償到醫療事故，從合同糾紛到建築工程。
信封的厚度從五萬，漲到十萬，二十萬，五十萬。
他學會了更安全的收錢方式：不直接收現金，而是透過遠房親戚開的諮詢公司走賬，以“法律諮詢費”的名義。
也學會了更專業的判決技巧：不在實體上明顯偏袒，而是在程式上做文章——延長審理期限，要求補充證據，把簡單的案子拖成複雜案子。
等原告方耗不起，自然會接受調解，接受低額賠償。
那些因為他的判決而得不到公正的人，那些因絕望而自殺的受害者家屬，在他的世界裡，漸漸變成了卷宗裡的一個名字，一個案號。
直到三年前，他開始“協助”鄭文淵。
鄭文淵代理的開發商案子，到了二審，總會找到他。
每次都是“維持原判”。
每次都有“諮詢費”。
楊為民用這些錢，送兒子出了國，在海南買了度假別墅，換了一輛奧迪A8。
現在，鄭文淵死了。
但案子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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