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庭太大了。大到能裝下三百個旁聽者，大到穹頂上的水晶燈像一片倒懸的星空，大到一個人的聲音要穿過空氣、被牆壁彈回來、再彈回去、直到變成很輕很輕的餘音，才能從最後一排抵達第一排。他坐在被告席上，椅子是木頭的，很硬，坐上去沒有聲音。他的前面是法官，法官很高，穿著黑袍，坐在一把更高的椅子上。他的左邊是檢察官，右邊是辯護律師，身後是旁聽席。那裡坐著他認識的人和不認識的人。他們看著他，他也看著他們。
他想起小時候。七歲那年，他站在家門口，看見母親蹲在院子裡，用袖子擦嘴角的血。血擦掉了，又流出來。擦掉了，又流出來。他站在那裡，不敢過去，不敢說話，不敢動。他怕他一動，那個打母親的人就會從屋子裡衝出來，一腳踹在他身上。他怕疼，更怕在母親面前哭。母親哭了，他不能哭。他哭了，母親會更難受。
他閉上眼睛，睜開。法官在看他，檢察官也在看他，書記員低著頭，筆在紙上移動，發出沙沙的聲音，像蟲子在爬。辯護律師側過身，低聲對他說：“最後陳述。你準備好了嗎？”他點了點頭。律師轉回去，坐直了。
法官敲下法槌。聲音不大，但整個法庭都安靜了。
“被告人，請做最後陳述。”
他向後靠進椅背。這個姿勢他練過，在腦子裡練了無數遍。他以為這一天來的時候，他會激動，會憤怒，會像電影裡那樣拍著桌子大喊“他活該”，會把那些憋在心裡二十三年的話一口氣倒出來，像倒一桶水。但什麼都沒有。他只是覺得很累，一種從七歲開始積累的、攢了二十三年的、滲進骨頭縫裡的累。不是身體的累，是心累，活了三十年，有二十三年在恨，恨夠了，恨不動了。
“沒錯，是我殺了他。”他的聲音平靜得像在唸一份外賣單。事實上，這句話確實在他心裡說過很多年，只是以前主語是“他”，賓語是“那個人”——他打了我母親十五年。最後一次，他打折了她的肋骨，斷骨刺進肺裡，救護車來得太晚，來不及了。他從工地上趕回來，連最後一面都沒見上。母親躺在殯儀館的冰櫃裡，臉白的，嘴唇白的，手也是白的。他伸出手，碰了碰她的手指，涼的，硬的，像冬天的石頭。
“他打了我母親十五年。”他繼續說，語速不急不慢，像在講述一段與自己無關的舊事。“最後一次，他打折了她的肋骨。斷骨刺進肺裡，救護車來得太晚。”他停了。“她死了。我趕回去的時候，她已經躺在殯儀館了。沒有人通知我，沒有人知道我在哪裡。我在工地上搬了三個月的磚，不知道家裡出了事。打電話回去，沒人接。打給鄰居，鄰居說，你媽住院了。我問哪家醫院，鄰居說，不知道。我請了假，坐了十二個小時的火車，轉了兩個小時的汽車，走了四十分鐘的路，到家的時候，門鎖著。我翻牆進去，屋裡沒有人。”
檢察官站起來。“這不能成為你殺人——”
他看著檢察官，又看看法官。然後抬起左手，隨意搭在扶手上，手背向上，五指自然垂著。那姿態不像在受審，倒像是在審視，像一個終於坐到裁判席上的人，低頭看著場上還在奔跑的選手。他沒有打斷檢察官，等檢察官說完了，才開口。
“我用了榔頭。”他說。“三下。”
他豎起一根手指。“第一下，因為他打我母親。”說完停了一下，又把第二根手指豎起來。“第二下，因為他毀了我妹妹。”第三根手指豎起來的時候，他停了一下。手指懸在半空，像一根繃得太緊的弦，隨時會斷。
“第三下……”他的嘴角動了一下，不算笑，只是肌肉的一個習慣，“因為我想知道，一個打了別人十五年的人，自己捱打的時候，會不會叫。”庭裡有人吸了一口氣。他沒有理會。
“他會叫。”他像在確認一個實驗結果。“和所有人一樣。”他的手指落下來，重新搭在扶手上。
“你們聽完還要我懺悔嗎？”他忽然笑了。很短，笑聲在法庭裡迴盪了一下，然後被牆壁吃掉。笑容收走的時候，他的臉冷了下來，聲音忽然大了——“我後悔的只有一件事。我應該更早動手。在他第一次舉起手打我母親的時候。”
法庭死寂。
法官沉默了很久，久到法庭角落裡有人換了坐姿，椅子發出一聲輕響。最終法官開口了，聲音平穩，沒有任何波瀾。
“感謝你的陳述。但不好意思，今天審理的案件，是你家暴你的妻子。”
他愣住了。
不是比喻，是真的愣住了。他的身體沒有動，但他的腦子停了，像一臺高速運轉的機器突然被人拔掉了電源。他看著法官，法官也看著他。法官的眼睛很平靜，沒有憤怒，沒有同情，沒有好奇，只有一種在無數個案件裡被重複過無數次之後沉澱下來的、不會起任何波瀾的注視。這種注視他見過，在殯儀館裡，那個給母親整理遺容的人，也是這樣看她的。
“你說什麼？”他的聲音變了，不是高了，是薄了，像一塊被磨了很久的石頭，終於裂了。
“被告人陳德厚，你被指控於新曆17年2月14日，在家中多次對妻子林秀蘭實施家庭暴力。致其左臂骨折、右耳聽力受損、肋骨裂傷兩處、多處軟組織挫傷。證據確鑿，事實清楚。請你就本案進行最後陳述。不是你的父親，是你的妻子。”
他的嘴張開了，但沒有聲音。他看著法官，又看著檢察官，又看著書記員。書記員的筆還在動，沙沙沙，像蟲子在爬。沒有人看他，所有人在看紙，看筆，看法槌，看法官的黑袍。他忽然覺得這個世界很可笑。他花了二十三年恨一個人，用盡所有力氣去殺那個人。他殺了他，以為一切都結束了，以為自己救了自己，以為自己可以重新開始。他重新開始了，他做了和他一樣的事。
他低下頭，看著自己的手。那雙手很大，骨節突出，指甲剪得很短，指甲縫裡嵌著黑泥，洗不掉，是他在工地上搬磚留下的。他用這雙手殺了他父親，也是用這雙手打了他妻子。他不記得第一次打她是什麼時候，也許是她忘了關燈，也許是飯煮糊了，也許是他喝多了，也許什麼都沒有發生。他只是想打，打了就痛快了，痛快了就忘了，忘了他自己是誰。他打完了，看她蹲在地上，捂著手臂，不敢哭，不敢喊，不敢看他。他忽然想起母親，母親也是這樣的。蹲在地上，捂著臉，不哭，不喊，不看任何人。他問她，你為什麼不跑？她說，跑什麼？他說，跑啊，跑得遠遠的，不要再回來。她搖頭，不跑。他不懂。現在他懂了。跑不了。不是腿斷了，是心斷了，斷了就站不起來了，站不起來了就跑不了了。
他想起妻子。她叫林秀蘭，和他母親一個姓。他認識她是在工地上，她是食堂的打菜阿姨。他端著飯盆，她舀了一勺菜，多給了一塊肉。他抬頭看她，她笑了，說，你太瘦了，多吃點。他吃了，吃了很多年。後來他們在一起了，她辭了工地上的活，跟他回了老家。老家有那棟屋子，屋子裡的牆上還有幹掉的血。他擦了很多遍，擦不乾淨。血滲進牆皮裡，變成暗褐色的一團。她問他，那是什麼？他說，油漆。她信了。後來她就不問了。
辯護律師站起來，聲音不高，但很穩。“審判長，審判員。我的當事人自幼生活在家庭暴力環境中。其父長期毆打其母，致其母死亡。這對他的人格形成造成了不可逆轉的影響。他並非天生暴力，而是被暴力塑造。他是在暴力中長大的孩子，不知道如何用暴力以外的方式處理衝突。”
檢察官站起來，聲音更高。“他的遭遇值得同情，但不能成為他傷害他人的理由。他的妻子也是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她被他打折了左臂，打聾了右耳。她做錯了什麼？她沒有打他的母親，沒有打他的妹妹，沒有做任何對不起他的事。她只是嫁給了他，信了他，以為他能給她一個家。”
旁聽席上，一個女人在哭。不是嚎啕大哭，是那種憋了很久、終於可以出聲的哭。她用手捂著臉，肩膀劇烈地抖動。旁邊的人遞紙巾，她沒有接。哭聲從指縫裡漏出來，悶悶的，像一個人在很遠的地方喊。那是他妻子的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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