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桑卡島，新曆17年12月1日，清晨六時。
天還沒有亮透。海是灰藍色的，和天接在一起，分不清哪裡是海，哪裡是天。島很小，從東到西不過五公里，從南到北約三公里。島上有山，不高，但很陡，長滿了熱帶雨林，葉子綠得發黑。山腳下有一片沙灘，沙是白的，很細，踩上去軟綿綿的。沙灘上停著幾艘破舊的漁船，船身上長滿了藤壺，很久沒有出海了。島上有一個村莊，叫桑卡村。村子不大，幾十戶人家，擠在山坳裡。房子是木頭搭的，屋頂是棕櫚葉鋪的，牆縫裡長著青苔。村口有一棵老榕樹，樹幹粗得幾個人都抱不住，氣根垂下來，扎進土裡，又長出新的樹幹。樹冠遮天蔽日，把整片空地都罩住了。榕樹下坐著幾個老人，抽著自制的菸捲，眯著眼睛，看著遠處那片灰濛濛的海。他們不知道STA是什麼，不知道卡莫納在哪裡，不知道戰爭為什麼要打，也不知道戰爭已經結束了。他們只知道，去年來了很多穿黑色制服的人，把島上的年輕人都帶走了。帶走了就沒有再回來。後來那些人自己也走了，走得匆忙，留下了很多東西——槍，子彈，炮彈，炸藥，電臺，發電機，藥品，食物，衣服，靴子，頭盔，防彈衣，還有那些他們看不懂的、密密麻麻寫滿字的檔案。
年輕人走了，老人還在。女人還在，孩子還在。他們等著，等那些被帶走的人回來。等了一年，兩年，也許等了更久。沒有人回來。他們還在等。等不到，就一直等。等到死，等到埋，等到被忘記。
我叫阿南。今年十七歲。父親被STA帶走的時候，我十二歲。那天晚上，很多人從船上跳下來，穿著黑色的制服，戴著夜視儀，手裡端著槍。他們把村子圍住了，挨家挨戶敲門。他們不說話，只是站在門口，用槍指著屋裡的人，然後指著那些年輕的男人，示意他們出來。父親正在睡覺，被敲門聲驚醒。他坐起來，看著我，說，別出聲。然後他穿上衣服，走出門。我趴在窗戶上，看著他的背影。他走得很慢，每一步都很穩，沒有回頭。他走進那些人中間，被他們帶走了。再也沒有回來。母親哭了三天三夜，哭到眼睛腫了，哭到嗓子啞了，哭到再也哭不出來了。她不哭了，也不說話了。她只是坐在門口，看著遠處那片灰濛濛的海，等著。等了一年，兩年，五年。她還在等。不會停，也不會再停了。
去年，那些穿黑色制服的人走了。不是慢慢地走，是忽然走的，像潮水一樣退了回去。他們走得很匆忙，很多東西都沒來得及帶走。我和村裡的幾個孩子偷偷溜進他們的營地，撿了一些東西。我撿了一把手槍，子彈不多，十幾發。還有一把匕首，刃口很薄，很亮。還有一塊表，錶盤碎了，裂紋從邊緣裂到中間，把數字切成兩半，但指標還在走。我把表戴在手上，把匕首別在腰後，把手槍藏在枕頭底下。母親不知道，她只知道我去了營地，撿了一些“沒用的東西”。她不管我。她已經不管任何事了。
上午，村裡來了幾個人。不是穿黑色制服的，是穿白色襯衫的。他們坐著一艘白色的快艇，從海那邊開過來，停在海邊。他們跳下船，踩在沙灘上，鞋子被海水打溼了，他們沒有在意。他們走進村子，走到榕樹下，看著那些老人，看著那些女人，看著那些孩子。他們笑了，不是大聲笑，是很輕的笑，像風吹過水麵。領頭的是一箇中年男人，頭髮花白，戴著金絲眼鏡，手裡拎著一個銀色的手提箱。他把手提箱放在石桌上，開啟，裡面是很多紙，密密麻麻寫滿了字。他說，我是STA的代表，來跟你們談一筆生意。老人看著他，沒有說話。女人看著他，沒有說話。孩子看著他，也沒有說話。他不介意，從手提箱裡拿出一張紙，念。聲音不高，但很清楚。
“STA公司，因戰略調整，決定撤出亞洲地區。但我們在東南亞還有部分業務需要繼續運營。桑卡島地理位置優越，氣候適宜，資源豐富，是理想的基地選址。STA願意與桑卡島村民合作，共同開發島上資源。STA提供資金、技術、裝置、人員培訓。村民提供土地、勞動力、食物、淡水。收益按比例分成。STA佔七成，村民佔三成。”
他念完了，把紙放下，看著那些人。那些老人，那些女人，那些孩子。他們看著他，他也看著他們。沉默了很久。沒有人說話。風吹過來，把榕樹的葉子吹得沙沙響。
一個老人開口了。他叫阿公，是村裡最年長的，八十多歲了，頭髮全白了，背駝了，手在抖。他坐在榕樹下，手裡拄著一根柺杖，看著那個中年男人。你說，你們把我們的孩子帶走了，帶走了就沒有回來。你們現在又說，要跟我們合作。合作什麼？合作你們把孩子還給我們？還是合作你們把我們剩下的也帶走？
那個中年男人笑了。老人家，您的孩子不是我們帶走的。是戰爭的需要。戰爭結束了，他們應該會回來的。也許明天，也許後天，也許明年。您等著就是了。
阿公看著他，看了很久。他低下頭，看著自己手裡的柺杖。柺杖是木頭的，很舊，很光滑，被磨得發亮。他的手指在柺杖上輕輕敲著，一下，一下，很有節奏。等著。我等了五年了。等來的不是孩子，是你們。你們來了，他們要等到什麼時候？是不是要等到我也走了，他們才能回來？
那個中年男人沒有說話。他把手提箱合上，拎起來，轉身走了。走了幾步，停下來，沒有回頭。您不合作，沒關係。我們找別人合作。這座島上，不止你們一個村子。總會有人願意的。他走了。快艇的引擎聲響起來，越開越遠，最後聽不見了。
阿公坐在榕樹下，看著遠處那片灰濛濛的海。風吹過來，把他的頭髮吹亂了，他沒有理。他低下頭，看著自己的手。手在抖，不是怕，是別的什麼。他把手放在膝蓋上，不讓任何人看見。他想起那些被帶走的孩子，那些他叫不出名字、記不住臉、只知道是他們看著長大的人。他們也會死，死在戰場上，死在自己人的手裡，死在敵人的手裡。死在自己人手裡，比死在敵人手裡更疼。不是他們疼，是他疼。他心疼。
當天下午，那個中年男人去了島北邊的另一個村子。那個村子叫班達村，比桑卡村大一些，人也多一些。他們很窮，比桑卡村還窮。他們沒有漁船，沒有漁網，沒有糧食。他們吃樹皮，吃草根，吃那些從海里撈上來的、不知道叫什麼名字的貝類。他們很餓，餓得眼睛發綠，餓得腿發軟，餓得腦子發昏。那個中年男人從手提箱裡拿出那張紙，唸了一遍。唸完了，把紙放下。班達村的人沒有拒絕，也沒有同意。他們只是看著那張紙，看著那些字，看著那些數字。七成，三成。他們不知道七成是多少，三成是多少。他們只知道，有總比沒有好。好一點就行。好一點就不會餓死。不餓死就能活。活了就能等。等到了就有希望。有希望就不想死了。不想死了就能好好活了。
他們簽了。不是用筆籤，是用手印。他們把拇指按在印泥上，按在那張紙上，留下一個個暗紅色的指印。指印很模糊，看不清紋路。但那就是他們的名字，他們的承諾，他們的命。簽了，就不能反悔。反悔了，就是違約。違約了，就要賠償。賠不起，就要還。還不起，就要死。死了，就白死了。不能白死。所以不能違約。
那個中年男人把手提箱合上，拎起來，轉身走了。快艇的引擎聲響起來，越開越遠，最後聽不見了。班達村的人站在沙灘上，看著那片海，看著那艘快艇變成一個小黑點，消失在地平線上。他們看了很久，然後轉身，走回村裡。他們還要吃飯，還要睡覺，還要活著。活著，才能等到那些被帶走的人回來。等到了，才能抱他們。抱住了，才能哭。哭完了，才能笑。笑了，才能好好活。
第二天，STA的船來了。不是一艘，是很多艘。大的，小的，灰色的，白色的，黑色的。它們停在島北邊的海灣裡，把整片海灣擠得滿滿當當。船上下來很多人，穿著黑色制服，戴著黑色頭盔，手裡端著槍。他們不是來打仗的，是來幹活的。他們把班達村的人從房子裡趕出來，讓他們搬到島南邊的桑卡村。他們說要建基地，需要地方。班達村的人不願意，但他們不敢說。說了，就是違抗命令。違抗了，就要受罰。罰了，就會受傷。傷了，就不能幹活。不能幹活，就沒飯吃。沒飯吃，就會餓。餓了，就會死。死了，就白死了。不能白死。所以他們不敢說。他們收拾東西，扛著被褥，提著鍋碗，牽著孩子，扶著老人，走到桑卡村。桑卡村的人看著他們，他們看著桑卡村的人。他們不認識，但都是這座島上的。都是被遺棄的人。都是等著的人。都是活著的人。
STA的人在班達村的舊址上建起了圍牆。不是慢慢地建，是忽然建的，像一棵樹從土裡長出來。牆是混凝土的，很厚，很高，上面拉著鐵絲網。鐵絲網上通著電，藍色的火花在白天看不見，在夜裡很亮，噼啪作響，像很多隻很小的眼睛。牆裡面建起了營房、倉庫、食堂、診所、操場、瞭望塔。塔上站著人，端著槍，眼睛盯著外面。外面是海，是沙灘，是那些從桑卡村走過來的、站在遠處、踮著腳尖、往牆裡面張望的人。他們看不見裡面有什麼。牆太高了，擋住了所有東西。他們只能看見那些瞭望塔，那些槍，那些看不見表情的臉。
阿南蹲在榕樹下，手裡握著那把從STA營地撿來的手槍。槍是冷的，他的手掌是溫的。他把槍轉過來，轉過去，看著它。它不長，很小，握在手心裡剛好。保險還開著，彈匣裡有七發子彈。他沒有開過槍，不知道打出去是什麼聲音，不知道打出去會打中什麼，不知道打出去之後會不會後悔。他不敢試，不能試。試了，就會暴露。暴露了，就會被抓。被抓了，就會被打。被打，就會疼。疼了，就會叫。叫了，就會死。死了，就白死了。不能白死。所以不試。他把槍放進口袋裡，站起來，走到海邊。海是灰藍色的，和天接在一起，分不清哪裡是海，哪裡是天。他看著那片海，看了很久。他想起父親，想起他被帶走的那天晚上，他走得很慢，每一步都很穩，沒有回頭。他不知道他去了哪裡，不知道他活著還是死了，不知道他還會不會回來。也許不會回來了。也許明天就回來了。也許永遠不會回來了。他等著。不會停，也不會再停了。
STA的人在島上待了三個月。三個月裡，他們把班達村拆了，建成了基地。基地不大，但很堅固。牆很厚，門很重，崗哨很多。他們從外面運來了很多機器，很多裝置，很多材料。他們在基地裡建了一個工廠，不知道生產什麼。煙囪很高，從早到晚冒煙，煙是灰白色的，被風吹散，和雲混在一起。他們還在基地裡建了一個碼頭，可以停靠大船。碼頭很長，從岸邊伸出去幾百米，水泥柱子插進海里，很深，很穩。大船靠岸，卸下很多箱子，箱子是木頭的，釘得很嚴實，不知道里面裝的是什麼。阿南站在遠處，看著那些箱子被搬進基地。他數了數，有三十七個。他看著那些箱子，那些箱子也在看著他。他想起那些被帶走的人，那些被裝在箱子裡的、不知道是死是活的人。他不知道他們在哪裡，不知道他們怎麼樣了，不知道他們還會不會回來。也許不會回來了。也許明天就回來了。也許永遠不會回來了。他等著。不會停，也不會再停了。
STA的人在島上招募工人。不是招班達村的人，也不是招桑卡村的人。是從外面招的，從那些更窮、更小、更遠的島上招的。他們坐船來，揹著包袱，帶著孩子，眼睛裡全是血絲，臉上全是疲憊。他們不知道要來做什麼，不知道要幹多久，不知道能不能活著回去。他們只知道，來了就有飯吃，有衣穿，有地方住。不來的話，就只能餓死。餓死不如累死。累死不如戰死。戰死不如活著。活著，就有希望。有希望，就不想死了。不想死了，就能好好活了。他們簽了合同，按了手印，領了工牌，進了基地。進去了，就再也沒有出來。不是死了，是出不來。牆太高了，門太重了，崗哨太多了。他們出不來，也不想出來。出來了，就沒有飯吃了。沒有飯吃，就會餓。餓了，就會死。死了，就白死了。不能白死。所以不出來。
阿南每天傍晚都去海邊。他坐在沙灘上，看著遠處那堵灰色的牆。牆很高，很厚，很冷。他看不見牆裡面有什麼，只能看見那些瞭望塔，那些槍，那些看不見表情的臉。他看很久，久到太陽落山了，久到星星出來了，久到月亮升到頭頂。他站起來，拍了拍褲子上的沙，走回村裡。榕樹下還坐著人，不是老人，是孩子。那些父親被帶走、母親在等待、自己在長大的孩子。他們坐在榕樹下，看著遠處那片灰濛濛的海。他們也在等。等著那些被帶走的人回來。等到了，就能抱他們。抱住了，就能哭。哭完了，就能笑。笑了，就能好好活。他們不會停，也不會再停了。
一天夜裡，阿南被一陣聲音驚醒。不是槍聲，不是炮聲，是哭聲。很遠，很輕，像一個人在很遠的地方哭。他坐起來，側著耳朵聽。哭聲從基地那邊傳來，斷斷續續的，像風吹過鐵皮屋頂。他下了床，穿上鞋，走出門。月光很好，照在路上，把路照成銀白色的。他沿著路走，走到海邊，走到基地圍牆外面。哭聲更近了，是從牆裡面傳出來的。他蹲下來，把耳朵貼在牆上。牆是涼的，硬邦邦的。他聽見了有人在哭。不是一個人，是很多人。有男人，有女人，有孩子。他們的哭聲混在一起，像一首很慢很慢的歌。他不知道他們為什麼哭，不知道他們是誰，不知道他們從哪裡來。他只知道，他們很疼。疼了，就會哭。哭了，就停不下來。停不下來，就會一直哭。一直哭，就會哭到沒有力氣。沒有力氣了，就不哭了。不哭了，就睡著了。睡著了，就不會疼了。他蹲在那裡，聽了很久，久到腿麻了，久到月亮落下去了，久到天快亮了。他站起來，拍了拍褲子上的灰，走回村裡。他沒有哭。他不會哭。哭了，就是軟弱。軟弱了，就會被打。被打，就會疼。疼了，就會叫。叫了，就會死。死了，就白死了。不能白死。所以不哭。
第二天，STA的人來找他。不是那個中年男人，是一個年輕人，穿著黑色制服，沒有戴帽子，頭髮剃得很短，臉上有一道疤，從眉骨劃到顴骨。他站在榕樹下，看著阿南，阿南也看著他。你就是阿南？是。你父親叫阿明？是。他死了。死在戰場上。被炮彈炸死的。屍體沒找到。只找到了這塊表。他從口袋裡掏出一塊表，遞給阿南。錶盤碎了，裂紋從邊緣裂到中間，把數字切成兩半。但指標還在走。阿南接過表，握在手心裡。表是涼的，他的手是溫的。他看了很久。這不是我父親的表。這是我撿的。從你們的營地裡撿的。那個年輕人看著他，看了很久。你的父親確實死了。這塊表是他的。你不信，也沒辦法。信不信，他都是死了。死了，就回不來了。你等不到他了。別等了。
阿南把表放進口袋裡，貼著心臟的位置。他攥著那塊表，攥得很緊。他鬆開了。謝謝。不用謝。是你應得的。他轉身，走了。走了幾步，停下來，沒有回頭。你父親是個好人。他死的時候，沒有叫。沒有叫，就不疼。不疼，就不怕。不怕，就不後悔。不後悔，就能閉眼了。他走了。腳步聲在碎石上響著，很輕，很遠。
阿南站在原地，看著他的背影越來越遠，越來越小，最後消失在基地的圍牆後面。他沒有追。他站在那裡，風吹過來，把他的頭髮吹亂了，他沒有理。他把手伸進口袋裡，摸到那塊表。表是涼的，他的手指是涼的。他摸了一會兒，把手收回來，垂在身側。他轉過身，走回村裡。榕樹下坐著幾個孩子，看著他，他也看著他們。他們不知道他怎麼了，他不知道他們怎麼了。他們只是看著，等著。等什麼？不知道。等到了，就有了。有了，就不空了。不空了，就能睡了。睡了，就不想了。不想了，就不疼了。他坐在榕樹下，從口袋裡掏出那塊表，看著它。指標還在走，一步一步，不緊不慢。它不知道疼，不知道累，不知道餓。它只是走。走到沒電了，就停了。停了，就不走了。不走了，就死了。死了，就沒了。沒了，就白活了。不能白活。所以要走。走到走不動為止。他不會停，也不會再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