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林牧，我是個樂觀主義的人。
這句話從我自己嘴裡說出來，聽起來多少有點不對勁。
因為認識我的人，大多覺得我很抽象，他們覺得我和“樂觀”這個詞隔了十萬八千里。
但樂觀這東西，它不在臉上，在心裡頭。
我的樂觀，不是那種天天把“沒事兒”掛嘴上的樂觀，而是一種很奇怪的毛病。
就像你站在懸崖邊上，正常人往下看一眼腿就軟了，我心裡頭也會冒出一個聲音——跳下去也不一定死，底下可能是個水潭，水潭裡可能有魚，有魚就說明水是活的，活水就能浮起來，浮起來就能游到岸邊，上了岸，該吃吃該喝喝，什麼都沒變。
這種毛病，是從我家庭里長出來的。
我媽是個女強人，她自己開了家公司，做進出口貿易，從我記事起就在跟海關、跟信用證、跟時差打交道。她的臉上永遠帶著一種溫和的微笑，像一張面具，但我後來才知道那不是面具，那是一種“我什麼場面都見過”的從容。
她能在電話裡跟德國的供應商因為貨期吵二十分鐘，掛掉電話轉臉就笑著問我今天學校吃什麼了。
她也能在公司賬上只剩幾萬塊錢的那個春節，照樣包了厚厚的紅包給爺爺奶奶、外公外婆，說“今年生意特別好，大家都沾沾喜氣”。
她從來不把壓力帶回家，不是因為她扛得住，而是因為她覺得家就是用來放壓力的地方——你把壓力帶回來，它就沒地方放了。
我爸跟她相反。他是個官員，級別不高不低，位置上上下下過幾次，從鄉鎮到縣裡再到市裡，像一條被水流推著走的船。
他不愛說話，不是那種沉默寡言的深沉，而是那種“說多了都是錯”的職業病。他開口的時候，每一個字都像過了秤、量了尺寸的，不多不少，不輕不重。
他的樂觀不在嘴上，在心態上。他被調去閒職那兩年，我媽偷偷掉過眼淚，他自己倒沒什麼反應，每天按時上下班，週末去河邊釣魚，把魚一條一條地放回水裡，說他釣的不是魚，是寂寞。
後來他又被重用了，還是那個樣子，不喜不悲的，像一面湖。
我大概繼承了我媽的“表象”和我爸的“核心”。這種組合在日常生活裡沒什麼用，但在時空裂痕任務裡，它救過我的命。
第一次被拉入時空裂痕，是來奉市找江玄玩。
大學畢業兩年了，我處於三天打魚兩天曬網的狀態，反正我不工作也餓不死，我不會像其他同學一樣，非得找一個工作餬口。
那個任務裡，我看到了江玄的另一面。他不是那種你一眼就能看透的人——表面上他是書卷氣的、說話慢條斯理的人，骨子裡卻有一種很野的東西。
那是一種“我已經準備好失去一切”的底色。我第一次看到他露出這種底色是在“槐下高中任務”的校長室裡。
當時，他沒有回頭，只是說了一句：“我斷了，你跑。”我當時覺得他瘋了，後來才知道，他不是瘋了，他是覺得自己活夠了——或者說，他覺得自己活到那一步已經值了，剩下的都是賺的，賠了也不虧。
我沒有跑，拿出手鋸，瘋狂切割，站在他旁邊，共同面對危險。
任務結束之後，我和江玄從地鐵站的一個廢棄出口爬出來，外面的天是灰黑色的，沒有太陽，也沒有下雨。
我們站在出口處，喘著氣，渾身上下全是泥和灰。
他低下頭，笑了一下。不是那種釋然的笑，而是那種“也不錯”的笑。
他說：“至少天沒塌。”
我說：“天塌了也不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