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看了我一眼，“你這個人，還挺樂觀的。”
我沒接話。但我在心裡說了一句——是啊，我是挺樂觀的。天塌了，先砸死高個子，我個子不高，慌什麼。
從那天起，裂痕成了我們生活的一部分。一個一個的任務接踵而至，有的輕鬆，有的要命，有的介於兩者之間。
我們在裂痕裡學到了很多東西——怎麼在規則裡找漏洞，怎麼在詭怪面前保持冷靜，怎麼在隊友倒下的時候繼續往前走。也失去了對“正常生活”的幻想。
但有一件事沒有失去——我那種越是不該樂觀越是樂觀的毛病，還在。
我媽不知道我在做什麼，只知道我隨便找了個班上。她每次打電話都會問“最近學了什麼課”，我每次都回答“混凝土結構設計原理”。這門課我確實上過，我學習還算認真，不枉費學生時代抱著課本啃那些公式和圖表。
我不想讓她發現我在另一個世界裡過著另一種生活，不是怕她擔心，而是怕她為我驕傲——因為她一驕傲，我就更不想停下了。
我爸也不知道。但他不一樣。他可能隱約感覺到了什麼，因為他那種人天生對“異常”敏感。
有一次回家，他在飯桌上忽然問我：“你是不是有什麼事情瞞著我們？”我說沒有。
他看了我幾秒，沒有再問，夾了一塊排骨放在我碗裡，說：“不想說就不說。但別做違法的事。”
我點了點頭，把那塊排骨吃了。排骨燉得很爛，骨頭和肉已經分開了，我用筷子輕輕一撥，骨肉分離，乾乾淨淨的，像某些註定會分開的人和事。
江玄後來成了觀察者的正式成員，我比他晚一些。
有一天晚上，他從觀察者的總部帶回來一份檔案，扔在我桌上，檔案封面上印著一隻睜開的眼睛。
“別看了。”他說，“你看第一頁就會想翻第二頁，翻完第二頁就會想籤。你就是這樣的人。”
他說得對。我翻開了第一頁，看到了觀察者對於裂痕的定性——“不可控但可干預的自然現象”，也看到了他們對於成員的承諾——“不求你獻出生命，只求你活著回來”。我翻到了最後一頁，在簽名欄寫下了自己的名字。
筆尖落下的時候，我想起了我爸的那塊排骨，骨肉分離，乾乾淨淨。
我知道從這一刻起，我也是分開的了——一半在那個普通的世界裡吃著排骨、上著課、過著普通的日子；另一半在這個充滿裂痕、詭物和時間碎片的世界裡，握著骨刀，走在江玄旁邊，走在黑暗中。
樂觀主義者的毛病就是，即便是“骨肉分離”這種事，我也能把它想成“輕裝上陣”。
那天晚上我給媽打了個電話，說最近壓力大，可能要晚睡，讓她別擔心。她在電話那頭笑了，說：“你從小就不跟我說實話，但我還是那句話——不管你在做什麼，別把自己弄沒了就行。”我愣了一下，問她什麼意思。她說：“我是你媽，你以為你騙得了我？去奉市了吧，別租房了，媽給你買了一套。”
我沒回答。電話那頭沉默了幾秒，然後她掛了。
我把手機放在桌上，看著螢幕慢慢暗下去。
骨刀在我腰間溫熱的，像一個正在發育的心臟。
它跳得很慢，很穩，像一個人在深水中穩穩地遊。
我看著它，在心裡說了一句——“不會的，不會把自己弄沒的。”
不是安慰她，是安慰自己。
樂觀主義者的自我安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