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樂觀主義不是不會絕望，只是絕望得比別人慢一點。
第一次絕望，是在裂痕裡度過的第一個夜晚。
不是晚上，寢室裡沒有白天黑夜的概念，只有門口那盞應急燈，綠的，一直亮著，亮得像一隻不會眨的眼睛。
我靠著床邊坐著，膝蓋蜷到胸口，後背貼著一面長滿黴斑的牆壁。那面牆在滲水，水珠沿著牆皮剝落的痕跡往下淌，一滴，一滴，又一滴，像一個人在很遠的地方哭，哭了很久，嗓子已經啞了，只剩眼淚還在流。
我腦子裡只有一個念頭：我想回家。不是宿舍，不是學校，不是奉天大學——是家，我媽燉的排骨，我爸坐在沙發上翻報紙，電視機裡放著天氣預報，茶几上有一盤切好的蘋果，用保鮮膜蓋著，怕氧化。我想吃一口那個蘋果，哪怕一口。
但我知道我回不去。
不是身體回不去，是時間回不去。
你經歷過這樣的夜晚，你就不是原來的你了。
你坐在一面滲水的牆下，聽著另一個人的呼吸聲，你不知道下一分鐘會發生什麼，你不知道你會不會死，你不知道你死了之後會不會有人來找你。
你以前覺得“家”是一個地址，是幾棟樓幾單元幾零幾，是一個郵編，是一個電話號碼。
現在你知道，家是一種你再也回不去的狀態。
綠光在頭頂嗡嗡地響，像一隻被困在燈罩裡的飛蛾在拼命扇翅膀。
任務提示“食不言，寢不語”，因此我不敢說話，只能緊咬嘴唇。
我把臉埋進膝蓋裡，閉上眼睛，想讓自己睡著。
睡不著。
腦子裡全是亂七八糟的東西。不知道父母怎麼樣了，他們以為我百無聊賴，在打遊戲，在預習考研，在過著一個二十五男孩該過的生活。
第二次絕望，是在第二天。我們沿著教學樓走廊走了很久，久到我的腳底板磨出了水泡，水泡破了，襪子和皮肉粘在一起，每走一步都像踩在刀刃上。
後來有了骨刀。
我不知道那是詭物，我只是覺得它不該被埋在這裡。
江玄看了那把刀一眼，沒有說“你確定要撿”這種話，只說了一句“拿著吧，也許有用。”後來那把刀救了我們很多次。
學校的盡頭是一堵牆。紅磚砌的，水泥勾縫，嚴嚴實實地封住了去路。
我站在那堵牆前，看著那些紅磚，看著那些水泥，腦子裡只有一個念頭：這是一條死路，我們走了那麼久，走了一條死路。
江玄站在我旁邊，相機掛在脖子上，鏡頭蓋還是不知道丟在哪裡。他伸出手，用手指摸了摸那堵牆，摸得很仔細，像在摸一個人的脈搏。
然後他收回手，轉過身，背靠著牆，緩緩地滑坐下去，坐在了碎石和灰塵裡。他仰起頭，看著頭頂那盞永遠亮著的應急燈，嘆了一口氣。
那口氣很長，像一個人在把身體裡所有的空氣都擠出來，擠到一滴不剩。
“林牧。”他說。“嗯。”
“你有沒有想過，我們可能出不去了？”
我想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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