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惟民在出發前站在酒店房間裡，對著鏡子最後整理了一遍著裝。
深色的西裝，白色的襯衫，一條顏色沉穩的領帶。
這套衣服他穿過無數次了——在國際會議的講臺上、在雙邊會談的會議室裡、在新聞釋出會的聚光燈下。
但每次穿上它，他都覺得不是在穿一件衣服，而是在披一副鎧甲。
他對著鏡子看了幾秒鐘，鏡子裡的自己臉上沒有笑容，也沒有緊張，只有一種沉穩的、蓄勢待發的平靜。
然後他轉過身，拿起桌上那份己經反覆修改過無數遍的發言稿走出了房間。
他走到發言席前的時候，會場裡的各種聲音漸漸低了下去。
那些原本在交頭接耳的人停止了交談，轉過頭來看向發言席；
那些在低頭看手機的人把手機放了下來；
那些在翻看檔案的人把手上的動作停住了。
發言席是一個很特殊的位置，它只有一平方米左右，比地面高出一級臺階，上面放著一個麥克風和一個小型計時器。
但站上去之後，整個會場都在你的視野之下，所有人的目光都匯聚在你身上，那種被注視的感覺是有物理重量的，像是有什麼東西壓在你的肩膀上。
有些人會被這種重量壓垮，聲音發抖手心出汗，念稿子都會念錯行。
但也有些人，在這種重量之下反而站得更首、說得更穩，因為這份重量不是負擔，而是責任賦予他的定力。
林惟民屬於後者。
他站到發言席前，把話筒的高度微微調低了一些。
上一個發言者比他高，話筒的位置對著他的額頭。
然後雙手扶著講臺的兩側，目光從臺下左邊掃到右邊，又從右邊掃回左邊。
他沒有急著開口，讓自己的目光和臺下那些來自一百九十多個國家的代表們的目光做了一個短暫的、無聲的接觸。他沒有翻開面前那疊準備好的講稿。
那些話他己經在腦子裡過了無數遍了，從接到任務的那天起就開始構思，在閱讀那些材料的時候就在逐字逐句地打磨，在最後一次協調會上又對著團隊成員預演了一遍。
每一個論點、每一個數據、每一句反擊都像刻在骨頭裡一樣清晰，像錘子敲釘子一樣釘在記憶裡，不需要再看紙上的字。
他開口的第一句話就讓會場安靜了下來。
那種安靜不是普通的安靜。
不是那種因為禮貌而保持的安靜，不是那種一邊安靜一邊還在翻看手機的安靜。
而是一種被什麼東西擊中了之後的、所有人都停下手中動作的、連呼吸都放輕了的安靜。
他的聲音透過麥克風傳遍了會場的每一個角落，穹頂把聲音反射回來，形成了一種略帶混響但更加飽滿的音質。
“各位代表，各位朋友，在討論華國應該做什麼之前，我們是不是應該先搞清楚一個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