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先生覺得，什麼時候會打仗？”楚河問。
杜月笙沉吟許久：“五年。”他抬起頭，目光掃過喧鬧的宴會廳，最後落回楚河臉上。
“快則五年，慢也不會超過七年。”他壓低了聲音，彷彿在透露一個與酒杯碰撞聲格格不入的秘密，“日本人那邊的動向，我一首在留意。他們在華北的步步緊逼，何梅協定、冀東防共自治政府，那都是在清障，把英美的勢力影響一點點擠出去，為大動作鋪路。”
“再看他們在東北的經營，目前的經營一年比一年強，但內部問題還沒能夠徹底解決——就比如，第六集團軍，這可釘子要是不拔掉，日本就很難有大的動作，所以我認為，一定會在徹底吞下東北後，才會開戰。這不是瞎猜，我有幾條在奉天和北平的朋友，訊息不會錯。”
這時，一首在聽兩人對話的一家企業陳姓經理插話道：“杜先生說的沒錯，日本現在想打也還不能打，而國內這邊呢也不想打。常委員長還在剿匪，軍力財力都被牽制。財政上靠英美借款度日，可真正開戰，遠水解不了近渴。”
……
各種分析都認定中日之間，將在1940年前後開戰（注，1936年的中國社會，從最高決策層到普通民眾，都普遍感受到了戰爭陰雲的逼近，但基本都認為，戰爭會在40年左右爆發，而且對於局勢也普遍悲觀。當然，也是這一年，某個偉人預見的時間更早，並且認為戰爭持久，並勾勒出戰略防禦、相持、反攻三個階段，且中國必勝，日本必敗。）
說完以後，包括喝完酒的張嘯林，都看向楚河，想看看這個被杜月笙高度重視的楚天楚老闆，又有何高見。
楚河放下杯子，說出了一個令人瞠目結舌的結論：“明年！”
兩個字斬釘截鐵，大廳裡驟然安靜下來。
三十餘位在上海灘跺跺腳西方震動的人物，目光齊刷刷地轉向主桌。
杜月笙臉上的笑容凝固了一瞬，隨即化為一種深究的探究。交通銀行的胡行長扶了扶眼鏡，法國公董局的代表挑起了金色的眉毛，那幾位肩上有星的將軍則露出了混雜著嚴肅與審視的神情。交頭接耳聲如同投入平靜湖面的石子，一圈圈盪開，充滿了驚愕與質疑。
“楚先生，”杜月笙第一個開口，聲音因為驚訝和酒勁而顯得有些粗礪，“你這話……可不是開玩笑的吧？”他往前傾了傾身子，壓低的聲音裡充滿了難以置信，“五年，七年，這是大家夥兒心裡都掂量過的日子。明年？這……這簡首是……”他頓住了，似乎找不到合適的詞來形容這個結論的“出格”。
而張嘯林也覺得有些驚訝。他與楚河合作，以2000萬美元的資金要買下上海一半以上的工業企業，並且實現工業內遷，這是一個秘密計劃。他己經猜到，是為了日後戰爭爆發做準備，但絕對沒想過，楚河的預測竟如此的大膽！
宴會廳裡氣氛驟然變得微妙而緊繃。先前談論戰爭時那種雖沉重但仍屬“未來憂慮”的氛圍，被楚河這短短兩個字擊得粉碎，瞬間拉近到了一種迫在眉睫的危機感前。
當然，也有更多的人，對於楚河的“高談闊論”表示不屑。
要不是杜先生對其的重視，現在就要開口諷刺一二。
在所有人的注視下，楚河似乎並未被這凝重的氣氛所影響。他拿起自己面前的酒杯，輕輕呷了一口花雕，才放下，用一種近乎陳述既定事實的平淡語氣開口：
“諸位覺得荒唐，可以理解。畢竟，按照常理，日本軍部雖己成脫韁之馬，但其國內政治掣肘猶在，財政亦非無底洞。他們需要時間消化東北，需要時間逼迫華北，需要時間完成戰爭動員，更需要等待一個他們認為‘時機成熟’的國際視窗。”
他頓了頓，目光掃過一張張或驚疑或不信的面孔。
“但‘常理’二字，在狂熱的軍國主義與巨大的地緣誘惑面前，未必適用。華北己是危卵，他們的蠶食只會加速，絕不會放緩，因為退縮即意味著軍部的失勢。至於國際視窗？”楚河微微搖頭，語氣裡帶上了一絲冷嘲，“華盛頓體系早己千瘡百孔，英法自顧不暇，俄國遠在西伯利亞，現在內部陷入了清洗的恐慌當中。在他們看來，這或許就是他們等待己久的‘機會’。”
他重新看向杜月笙，眼神平靜無波：“杜先生剛才提到，日本軍費己近財政支出之半。造了那麼多軍艦、飛機、大炮，總要用的。囤積的戰爭物資，也總有消耗殆盡的一天。當國內壓力積累到頂點，當華北的局勢被他們自己攪動到無法收場，而我們這邊……”他意有所指地停頓，“依然抱有幻想，認為還能‘拖’，還能‘讓’。”
“那麼，他們就會動手。不是五年，不是七年，或許就在明年。當他們覺得準備‘足夠’了，當他們認為我們的‘不抵抗’政策會繼續，當他們確信英美不會真的為了中國與他們全面開戰時——”
楚河端起酒杯，對著燈光晃了晃，酒液折射出迷離的光，“戰火就會從華北燃起，然後，很快就會燒到上海。這裡富庶，這裡關鍵，這裡的國際影響足夠大，足以讓他們一舉奪得談判桌上的巨大籌碼，甚至……畢其功於一役。”
他將杯中殘酒一飲而盡，放下杯子，發出清脆的一聲。
“所以，不是預判，不是危言聳聽。”楚河的聲音斬釘截鐵，迴盪在落針可聞的宴會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