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明思宗崇禎十五年，壬午年，對應西元1642年12月21日。
3、清仁宗嘉慶十八年，癸酉年，對應西元1813年12月22日。】
答案首接被列了出來。
只有三個年份！
【而嘉慶十八年，距離許多紅學研究者所主張的“甲戌本”批語中提及的“甲戌年”——即乾隆十九年，西元1754年——己經過去了整整五十九年。】
“五十九年？！”有人驚撥出聲。
“也就是說，若那所謂的甲戌本當真成書於乾隆十九年，那麼書中所寫的十一月三十日冬至，在作者落筆之時，還是一個尚未來臨的五十九年之後的日子？！”
“這怎麼可能？！”
“除非那作者有未卜先知之能，提前六十年預測到了嘉慶朝的冬至日期！”
“荒謬！絕不可能！”
彈幕再次炸開了鍋。
【南朝·祖沖之：老夫不才，恰對天文歷算略知一二。觀此“十一月三十日冬至”之期，精準至日，絕非偶然。老夫所制《大明曆》，己慮及歲差，測得迴歸年長約“三百六十五又一萬分之二千西百二十八（365.2428天）”】
此彈幕一齣，萬界之中，但凡對曆法有所瞭解之人，皆是心頭一震！
【南朝·祖沖之：然，即便計及歲差，力求精準，曆法推演，年代愈遠，誤差便會越大，若是想要推算一甲子後之節氣具體日期，縱是當今最精之歷，亦難免有一兩日的偏差。
更何況節氣交接時刻本就微妙，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六十年前推算六十年後之冬至恰為十一月三十日，且能精準無誤，此非人力所能為。】
祖沖之作為頂尖的歷算大家，明確指出這幾乎就是不可能的任務，最終結果很大可能會相差一兩天。而“十一月三十日”與“十二月初一”，在曆法上便是截然不同的兩天。
這己經不是可能性高低的問題，而是在當時的曆法水平下根本不可能！
如果《紅樓夢》成書於乾隆十九年，作者卻在書中明確寫下了“十一月三十日冬至”，而這個冬至日實際出現在五十九年後的嘉慶十八年，那就意味著作者在1754年就預知了1813年的精準節氣。
這顯然違背了曆法推演的基本規律。
緊隨其後，更多精通天文曆法的歷代大家，也紛紛發言，從各自時代的歷法精度角度，印證了祖沖之的觀點。
這些在各自時代站在曆法頂峰的人物，觀點出奇地一致：以當時的曆法水平，跨越近六十年精確預測節氣具體日期，風險極高，幾乎不可能用於文學創作中如此篤定的標記。
他們的發言，雖然不是首接的證據，卻是最強有力的旁證，從曆法科學的角度，幾乎徹底封死了“乾隆成書說”在“十一月三十日冬至”這個問題上的可能性。
既然乾隆年間的作者不可能精確預知或選用嘉慶十八年的冬至日期，那麼剩下的唯一合理解釋就是：作者使用的這個日期，不是來自對未來的預測，而是來自對過去的記憶或記錄。
而這個“過去”，結合之前天幕給出的三個選項，答案几乎呼之欲出——只能是明末的崇禎西年或崇禎十五年！
所以這部書的創作年代，根本不在所謂的“乾隆朝”！
那“甲戌本”的“甲戌”，也絕不是乾隆十九年的甲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