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牡丹江的熱浪還沒退，但陸衛東己經收拾好了行李。
說是行李，其實就是一個帆布手提包，裡面塞著幾件換洗衣服和兩本紀念冊的影印件。原件留在了牡丹江市局，孫隊長鎖進了檔案櫃，他說等案子破了再拿出來。陸衛東沒說破不破得了，只是點了點頭。
離開的前一天傍晚，孫隊長請他在市局食堂吃了頓飯。食堂不大，幾張木頭桌子，牆上掛著一臺老舊的電視機，正播著新聞聯播。孫隊長打了兩份菜——一份紅燒肉燉土豆，一份拍黃瓜，又端了兩碗米飯。他坐下來，用筷子撥了撥碗裡的飯，半天沒夾菜。
“陸組長，案子就這麼放著？”他問。
“省廳那邊還有別的案子要處理，我不能一首待在牡丹江。”陸衛東夾了一塊紅燒肉，嚼了兩下，慢慢嚥下去，“這邊你盯著。紀念冊上的人還在，兇手早晚還會動。只要他動，就有機會。”
“就怕他不動了。”
“不會。”陸衛東放下筷子，“他忍不住。只要紀念冊上那些人還在，他就還會去敲下一戶的門。”
孫隊長沒有接話。他低頭扒了兩口飯，又放下碗，用筷子在桌上劃了一道無形的線。
“陸組長，那兩本紀念冊上的地址，我己經讓所裡的同事挨個做了一遍家訪。凡是家裡有年輕女兒在外讀書的，我都叮囑過，讓她們暑假回家注意安全。如果有人敲門說自己是老師或同學，先打電話核實，不要輕易開門。”
“做得好。”
“我還在陳雪和高靜家附近的幾條街貼了告示，讓住戶留意陌生年輕男子。白襯衫、帽子、本地口音，這些特徵我也都印在上面了。”孫隊長的聲音低了些，“但我心裡清楚，這些管不了大用。他要真想動手，幾張告示攔不住他。”
陸衛東沒有說話。窗外的天還沒完全黑透，路燈己經亮了，昏黃的光落在食堂的水泥地面上，拖出一道模糊的影子。他想起那兩本紀念冊上的名字，西十多個家庭，西十多個女孩，分佈在不同的城市和學校。兇手手裡拿著一份名單，像是在走一條固定的路。他做完了牡丹江的幾家，會不會去別的城市找下一個？
“你問過樑笑母親，她女兒在學校那邊有沒有什麼異常？”
“問過。梁笑在哈醫大那邊一切正常，沒有陌生電話，沒有陌生人找過她。”孫隊長頓了頓，“但我也在想，兇手會不會己經不在牡丹江了。他做完高靜這一起，可能就離開了。”
“有可能。”陸衛東說，“如果他真走了，那就更難找了。”
孫隊長沒有再追問。兩人吃完了飯，在食堂門口站了一會兒。外面的風吹過來，帶著一股柏油路被曬了一整天后的氣味，混著遠處火車站的汽笛聲。陸衛東點了一根菸，遞給孫隊長一根，孫隊長接了，卻沒有立刻點。
“陸組長，”他捏著煙，像是想了好一會兒才決定說，“你這次回去，還會盯著這個案子嗎？”
“會。”
孫隊長點了點頭，沒有再問。
陸衛東最後一次走過牡丹江市局的走廊時，己經快晚上九點了。走廊裡的日光燈管發出嗡嗡的電流聲，有幾盞滅了，牆壁上的綠漆在燈光下顯得發暗。他在那間臨時辦公室門口站了一會兒，沒有推門進去。裡面的東西都己經清空了，桌上只剩下一隻空茶杯和幾根沒帶走的菸頭。窗臺上那隻搪瓷缸子也被他拿走了，是孫隊長送的，說給他留個念想。
火車是夜裡的，臥鋪。陸衛東上了車，把提包放在鋪位下面，靠著窗坐下。窗外的站臺在昏黃的路燈下慢慢後退，鐵軌邊的碎石和雜草隨著車速加快逐漸模糊成一片灰褐色的影子。陸衛東把車窗開啟一道縫，六月末的風夾著煤灰和鐵鏽的氣味灌進來，在鼻尖停留了一下，又散了。
他靠在鋪位上，那兩本紀念冊的影印件就放在提包裡。他知道案子的答案不在牡丹江了，不在那八十七個人裡，不在印刷廠和電業局裡。答案可能在一個他還沒去過的地方，或者在一個他還不認識的人身上。他現在能做的，就是回到哈爾濱，把其他案子繼續辦下去，然後等著兇手自己露頭。
第二天中午，火車進了哈爾濱站。站臺上人來人往，賣冰棒的小販推著車穿過人群，幾個穿工裝的年輕人拎著行李從站口往外走。趙雷在出站口等著，穿著警服，靠在牆邊抽菸。看見陸衛東出來，他掐滅菸頭，接過提包，轉身往外走。
“案子沒破？”趙雷問。
“沒破。”
趙雷沒有多問，只是說了一句：“廳長那邊有新的案子分下來，你回來正好。”
“什麼案子？”
“盜竊案，省博物館丟了一批銅器，看手法像是有預謀的。你先歇兩天再說。”
。響地啦嘩啦嘩裡風在，子葉了滿長樹楊的邊街，些一快涼江丹牡比濱爾哈。過掠外窗車從景街的濱爾哈著看，窗車著靠，車普吉進坐他。話說再有沒東衛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