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1月，齊齊哈爾。
秀蘭放寒假了。
火車到站的時候，天正下著雪。陸衛東站在站臺上，遠遠看見秀蘭從車廂門口探出頭來，穿著一件藏藍色的棉大衣，圍著一條紅圍巾，臉凍得通紅，但眼睛亮得發光。
“爸！”
她拎著一個鼓鼓囊囊的大提包跳下來，差點絆了一跤，陸衛東一把扶住她。提包很沉，他接過去掂了掂：“都裝的啥？”
“畫，還有給媽和弟弟妹妹買的東西。”秀蘭挽著他的胳膊，嘰嘰喳喳地說了一路——學校的畫室多大、同學多厲害、老師多嚴格、食堂的飯多難吃。陸衛東聽著，偶爾問一句，臉上露出了難得一見的笑容。
推開門，王淑芬正在灶房忙活。秀蘭喊了一聲“媽”，王淑芬從灶房跑出來，一把摟住女兒，眼淚就下來了。
“瘦了，又瘦了。北京的飯是不是吃不慣？”
“媽，我沒瘦，還胖了兩斤呢。”
老西從裡屋衝出來，抱著秀蘭不撒手。老五也跑出來，仰著臉喊“大姐”。老二站在裡屋門口，叫了一聲“老三”，嘴角帶著笑。
兩隻貓蹲在炕角，眯著眼睛看這一屋子人，尾巴一甩一甩的。老西把黑貓抱起來遞到秀蘭懷裡，貓掙了一下，跳下去跑了。
秀蘭從提包裡掏出一大包東西——給王淑芬的羊毛圍巾、給老西的彩色鉛筆、給老五的連環畫、給老二的北京地圖。
“爸，沈老師讓我帶封信給你。”她從提包最裡層掏出一個牛皮紙信封。
陸衛東拆開，裡面是一封信和一張照片。照片上是沈老師和蘇玉坐在新房的客廳裡，兩人都穿著新衣裳，蘇玉穿著一件棗紅色的毛衣，沈老師穿著一件藏藍色的中山裝，笑得自然又歡喜。照片背面寫著：“衛東，10月5日領證了。鄰居幫忙拍的。”
信寫了兩頁紙。沈老師說，房子收拾好了，畫院的宿舍己經退了，徹底搬到蘇玉分的那個房子了。說蘇玉給他織了一件毛衣，手藝比她畫畫還好。說他們準備過年包餃子，問陸衛東一傢什麼時候有空去哈爾濱住幾天。信的末尾寫了一句：“秀蘭這孩子，是我們的媒人。”
秀蘭湊過來，說：“沈老師寫信告訴我了。他說蘇阿姨搬過去那天，兩人包了一頓餃子，算是在一起的第一頓飯。蘇阿姨還給我織了一件毛衣，說過年給我寄過來。”
她又從提包裡翻出幾張照片——天安門前西個人的合影，她和沈老師站在金水橋邊的合影，她和陸衛東在紀念堂臺階上的合影，還有一張是她一個人站在央美附中門口拍的。她把那張合影遞給王淑芬：“媽，這張給你。你想我的時候就看看。”
王淑芬接過去看了好一會兒，放在櫃子上。
除夕夜，一家人圍坐在炕桌旁，擠得滿滿當當。老大也從哈爾濱回來了，坐在陸衛東旁邊，瘦了不少，但下巴的稜角更分明瞭。
王淑芬做了十個菜，擺了滿滿一桌。老西啃著雞腿，含含糊糊地說：“過年了，大家終於又聚齊了。”老五說：“大姐也回來了，大哥也回來了。”老二端著碗，沒說話，但嘴角翹著。
秀蘭給每個人倒了一杯麥精汽水，端起杯子說：“新年快樂。”
窗外鞭炮聲噼裡啪啦的，一陣接一陣。屋裡的燈亮著，熱氣騰騰的，孩子們嘰嘰喳喳說話，王淑芬給這個夾菜給那個添飯。
陸衛東端著酒杯，沒喝多少，看著這一桌子人，覺得這一年多經歷的那些風浪、那些奔波、那些睡在火車硬座上的夜晚，都值了。
轉眼到了1982年夏天。
老二高考了。
考前那天晚上，陸衛東坐在院子裡抽菸。老二從屋裡出來，搬了個小板凳坐在他旁邊。蚊子嗡嗡地圍著路燈轉，兩人誰也沒說話。
過了好一會兒，老二開口了：“爸，要是我考不上軍校怎麼辦？”
陸衛東把煙掐滅，說：“考不上就再考一年。家裡供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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