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拾完東西，陸衛東從包底摸出兩個紅色的小盒子，放在炕桌上。
“爸，這又是啥？”老五眼尖，一把抓過其中一個開啟。裡面是一枚一等功獎章，金色的，在燈光下泛著沉甸甸的光。獎章的綬帶是紅色的，繡著金線，正中間是國徽圖案。
“這是獎章。”陸衛東說，“爸得的。”
老西湊過來，把另一個盒子也打開了——裡面是一枚二等功獎章，銀色的底，金色的五星和邊框，綬帶也是紅色的，同樣精緻。
“哇，有兩個！”老五把兩枚獎章並排擺在炕桌上，左看看右看看，又拿起那枚一等功獎章掂了掂，“爸，這個是金的嗎？比那個沉！”
“那是你爸在大興安嶺和哈爾濱破大案得的。”王淑芬從灶房裡走出來，站在老五身後看了一眼，“一等功，二等功，都是拿命換來的。”
“爸，你是不是當英雄了？”老五仰著臉問，眼睛亮晶晶的。
“英雄算也不算。”陸衛東說，“就是做了該做的事。”
老西拿起那枚二等功獎章對著光看了半天，又拿起一等功獎章比了比，說：“兩個都好看。爸，這個一等功是不是比二等功厲害？”
“那當然！”老五搶答，“一等獎比二等獎大，爸拿了一等獎！”
老西不懂這些，她覺得兩個獎章都好看，紅色的綬帶，金色的牌子，放在炕桌上沉甸甸的。她和老五一起趴在炕桌邊，把兩個盒子擺來擺去，比誰更亮、誰的綬帶更長。黑貓從窗臺上跳下來，湊過去聞了聞獎章盒子，又甩了甩尾巴走開了。
王淑芬站在炕沿邊，拿起那枚一等功獎章。她看得很仔細——正面是國徽，背面刻著一行小字：“陸衛東同志，一九八二年偵破重大案件，一等功”。她放下這枚，又拿起另一枚——二等功，背面同樣刻著字：“陸衛東同志，一九八二年偵破重大案件，二等功”。
她的手在獎章上輕輕摸了一下，又摸了一下，把它們小心地放回盒子裡。
“你每回出去，我都跟你說注意安全。”她的聲音有點發緊，眼圈己經紅了，“你每回都說知道了。可哪回也沒見你消停。”
她把兩個盒子都合上，放在炕桌上，轉過身去抹了一把眼睛，“一等功、二等功——這是拿命換的。我寧可你平平安安的，不要這些獎章。”
“淑芬——”陸衛東站起來，想說什麼。
王淑芬沒有回頭，進了灶房。老五看了看那兩個盒子，又看了看灶房的方向，小聲問老西：“媽咋哭了？”
老西也懵懵懂懂的，搖了搖頭。她跑到灶房門口，躲在門框後面往裡看了一眼，又跑回來，聲音壓得低低的：“媽在擦眼淚呢。”
老五撓了撓頭，不太明白。他想了想，又拿起那兩個盒子，自言自語地說：“得了獎不是好事嗎？媽為啥哭？”
老二一首在旁邊站著，沒有湊過來。他只是遠遠地看著那兩個盒子，看著盒子上那行燙金的小字。他當然知道那意味著什麼——在大連陸軍學院，教官給他們講過。一等功，那是要拿命換的，或者是做了九死一生的事，能活著得一等功的人並不多。二等功也不是輕易能拿的，那也是拼出來的。他爸一年之內拿了兩枚，這背後是什麼，他心裡清楚。
他站在那裡，右手下意識地攥了攥褲縫。他想起自己小時候說要當兵、要上戰場，那時候什麼都不懂，以為當兵就是端起槍往前衝。現在他在軍校待了半年，知道什麼叫犧牲、什麼叫責任，也知道一等功這三個字的分量有多重。
他走過去，拿起那個一等功的盒子，開啟看了一會兒，又輕輕放下。然後他轉過身，看著陸衛東。
“爸，”他說，聲音有點啞，“一等功不好拿。二等功也不好拿。在軍校，教官給我們講過——能拿一等功的，都是拿命拼出來的。你這一年在外面，到底經歷了啥？”
陸衛東看了他一眼，只說了句：“案子都破了，人也都抓回來了。具體的回頭再跟你細說。”
老二攥了攥手腕上的新表，沒再追問，但他眼神里的那道擔憂，一首沒散。
老三始終坐在炕沿上，沒有去拿獎章，也沒有說話。她只是看著陸衛東的臉——看著那張比去年瘦了一圈的臉，看著他眼角新添的幾道細紋，看著他左肩那個位置，隔著襯衫也能感覺到那裡的肌肉比右邊僵硬一些。她是學畫畫的，她的眼睛比誰都尖。父親進門的時候她就注意到，他脫大衣時左邊的動作比右邊慢半拍，那不是肩膀酸，是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