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人在供銷社門口把大紙箱抬上吉普車後座，陸衛東用繩子把箱子固定好，又把自己的棉襖脫下來墊在箱子底下。王淑芬帶著老二老三溜達回去，老西老五死活不肯坐副駕駛，非要擠在後座挨著那個大紙箱，一路上兩雙小手都搭在紙箱上，像是怕它長翅膀飛了。
回到家，陸衛東找隔壁小魏借了架梯子，把室外天線架在屋頂上。老西在下面扶梯子，老五抱著天線包裝盒裡的說明書蹲在牆根下，看不懂也捨不得撒手。老二志剛脫了棉襖，只穿了件毛衣就爬上了屋頂。
“爸，你下去看著螢幕，”老二接過天線杆，“我在這邊轉，畫面清楚了你就喊一聲。”
陸衛東下了梯子，進屋盯著電視機螢幕。老三秀蘭站在門口，負責傳話。陸衛東調了幾下頻道鍵，螢幕上先是滿屏雪花，有若隱若現的人影，沙沙作響。他朝門口喊了一聲：“有訊號了，但全是雪花！”
老三朝屋頂喊：“爸說有訊號了，還全是雪花！二哥你再轉一點！”
老二在屋頂上慢慢轉動天線方向，老三站在院子裡仰著頭盯著他手上的動作。屋裡的螢幕上，雪花開始變淡，一個模糊的人影浮了出來。
“好一點了！再轉一點！”陸衛東盯著螢幕喊。
老三朝屋頂傳話：“再轉！”
老二把天線往左轉了半圈。螢幕上的畫面猛地清晰了——播音員的灰色中山裝、背景裡的紅旗、嘴唇上的紅色，清清楚楚。
“停！就這個位置！”陸衛東喊。
“就這個位置！”老三跟著喊。
老二把天線支架固定在那個角度，從梯子上跳下來，拍了拍手上的灰。進屋的時候，一家人都己經圍在電視機前了。
中央電視臺的新聞節目正在播——國家領導人在人民大會堂會見外賓，畫面裡鮮紅的地毯、金色的國徽、深色的西裝，還有領導人胸前那朵小小的紅花，清清楚楚地呈現在螢幕上。老西趴在電視機前面，盯著畫面看了好一會兒，才發出一聲感嘆：“真的是紅的！爸，你看他胸前的花是紅的！”
老五從人縫裡擠到最前面，伸出手想摸螢幕上的紅地毯，被老西一把拽回來：“別碰！摸壞了怎麼辦！”老五縮回手，但眼睛還是死死盯著畫面，嘴裡嘟囔著：“爸，這個人臉上的顏色，跟咱們一個樣！”
老三站在電視機側面，抱著素描本，看著螢幕上那些有了顏色的畫面，忽然想起沈老師跟她說過的一句話：“秀蘭，你要學會用色彩表達情感。”她以前畫水彩，畫的是石膏像和靜物，色彩是照著實物調的。可剛才電視畫面裡切過一個鏡頭——一片金黃色的麥田在風裡搖晃——她忽然想到，金黃可以畫豐收，也可以畫鄉愁。同一個顏色，原來能裝下不一樣的東西。
老二志剛站在門口，看著螢幕上正在播的國際新聞——畫面裡是中東某個國家的邊境線，士兵、坦克、鐵絲網。新聞解說員的聲音低沉有力，說到“當前國際形勢複雜多變”時，畫面切到了聯合國大廈前飄揚的各色國旗。老二想起入學時教官說的那句話：“你們將來要守護的，不只是腳下的土地，還有這片土地上的人能安安穩穩地過日子。”他回頭看了一眼窗外屋頂上那根天線——那是他剛才親手固定好的。
陸衛東退後兩步，坐在炕沿上，看著螢幕裡那個彩色的世界，心裡恍惚了一下。前世在嫩江的那些年，工棚裡沒有電視，他唯一一次看彩電是有一年春節去工友家拜年，人家剛買的大彩電擺在堂屋裡，他坐在門檻上看了半天的節目，回去的路上心裡空落落的。那時候他不敢想自己家也能有一臺。
王淑芬最後一個從灶房出來，手在圍裙上擦乾了，站在門口。她沒有走過去，只是站在那裡，隔著兩三步的距離，看著螢幕上正在播的畫面——鏡頭切到一個菜市場，綠油油的青菜，白生生的大蘿蔔，碼得整整齊齊的豆腐塊。陽光從供銷社的玻璃窗照進來，照在那些菜上面，青的青，白的白，豆腐上還掛著水珠，亮晶晶的。
她看著那些顏色，嘴角慢慢翹起來，眼眶卻有點紅。這些年她守著這個家，從煤油燈熬到電燈，從窩頭鹹菜熬到溜肉段，從一個一個拉扯五個孩子到他們一個個考上大學、去了北京、去了大連。她以為日子就是這樣了——灶臺、菜地、孩子們換下來的衣裳、院子裡那棵年年春天發芽的老楊樹。可眼前的電視螢幕裡，那些菜比供銷社櫃檯裡的還新鮮，那些人穿的衣服比她扯的布還好看。她不知道該怎麼形容這種感覺，只是覺得，這臺電視像一個視窗，把外面的世界一下子拉到了她面前。
陸衛東走過去，站在她旁邊。
“值了。”他說，聲音不高。
王淑芬嗯了一聲，用圍裙擦了擦眼角，轉身進了灶房。灶臺上的鍋里正燉著排骨，咕嘟咕嘟冒著熱氣。
老西忽然喊了一聲：“爸！這個臺在播廣告！彩色電視機的廣告！”
老五也跟著喊：“跟咱家這個一樣！”
廣告裡，一臺北京牌彩電擺在畫面正中央，螢幕里正播放著天安門前升國旗的畫面，鮮豔的五星紅旗在風裡飄。旁白是一個渾厚的男聲：“北京牌彩色電視機，讓您的生活充滿色彩。”
陸衛東看著螢幕上那面紅旗，又看了看自己家裡這臺嶄新的北京牌彩電，覺得這廣告倒像是專門給他拍的。
窗外，雪又開始下了。齊齊哈爾的冬天還很長，但在這個院子裡，在這間亮著彩電的屋子裡，1983年的春節，即將到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