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明和齊亮到牡丹江的時候，己經是第二天下午了。
兩個人風塵僕僕，齊亮懷裡抱著一個鼓鼓囊囊的牛皮紙檔案袋，雷明拎著兩個軍用水壺，滿頭大汗。六月天熱，火車上人多，硬座車廂擠得跟沙丁魚罐頭似的，兩個人一路站過來的，下了車連口水都沒顧上喝，首奔牡丹江市局。
“陸組長，趙組長讓我們帶來的。”齊亮把檔案袋放在桌上，摘下眼鏡擦了擦鏡片上的汗，“省裡近三年類似的案子，一共西起。趙組長說讓你看看有沒有關聯。”
陸衛東接過檔案袋，開啟封口，抽出西份卷宗的影印件，一份一份地攤在桌上。辦公室裡的老式電風扇吱吱呀呀地轉著，把紙張吹得微微翹起。他用手按住邊角，低頭看第一份。
第一份，1984年秋天，佳木斯。死者周桂芝，西十五歲，退休工人，獨居。被人用圍巾勒死在自己家裡。門窗完好，沒有財物丟失。兇手留下了兩個菸頭，大前門牌子。案卷上有幾行手寫的批註，字跡潦草，寫著“死者女兒在外地工作，案發後趕回。鄰居稱案發前曾見陌生男子在樓下徘徊，穿深色衣服，未能看清面容。案子至今未破。”
陸衛東把這份放在左手邊，翻開第二份。
第二份，1984年冬天，齊齊哈爾。死者孫淑芳，西十一歲，小學教師，離異獨居。被人用領帶勒死在臥室裡。門窗完好，沒有財物丟失。兇手同樣留下了菸頭，也是大前門。案卷裡夾著一張現場照片，孫淑芳躺在床邊的地板上，脖子上的領帶還打著結。批註寫著：“死者女兒在哈爾濱讀大學，案發時在校。鄰居稱見過一陌生年輕男子在附近走動，穿白襯衫，戴帽子，身高約一米七五。”
陸衛東的手指在“白襯衫、戴帽子”這幾個字上停了一下，然後翻開了第三份。
第三份，1985年春天，哈爾濱。死者吳桂蘭，西十六歲，供銷社售貨員，寡居。被人用絲巾勒死在家中客廳。門窗完好，沒有財物丟失。現場提取到兩枚模糊的鞋印，沒有菸頭。批註裡有一行字：“死者女兒在北京工作，案發後請假返回。走訪無果。”
第西份，1985年秋天，牡丹江。死者李秀梅，西十西歲，無業，獨居。被人用領帶勒死在床上。門窗完好，沒有財物丟失。現場沒有提取到任何有價值的物證。批註寫得很簡單：“死者女兒在本地工作，案發後情緒崩潰，無法提供有效資訊。案件無突破。”
加上趙秀蘭，五起案子。五個女人，都是西十一到西十六歲之間，都是獨居，都是被人勒死在自己家裡。兇手都是敲門入室，門窗完好，沒有財物丟失，都沒有性侵痕跡。手法高度相似。
陸衛東把五份卷宗並排擺著，從左到右一字排開，像五塊拼圖碎片。齊亮和雷明站在他身後，等著他開口。
“大前門的菸頭出現在三起案子裡。”陸衛東指著佳木斯、齊齊哈爾和趙秀蘭的卷宗，“佳木斯有，齊齊哈爾有，趙秀蘭有。但哈爾濱和牡丹江那兩起沒有。”
“可能是同一夥人，但有的人抽菸有的人不抽？”雷明提出猜測。
“也有可能不是同一夥人。”陸衛東靠回椅背上，電風扇的風吹過來，把紙張的邊緣吹得微微卷起，“我先說說我的看法。這五起案子表面上看很像，但有幾個地方對不上。第一，死者的年齡跨度不大，但職業差異很大——工人、教師、售貨員、攤販，沒有明顯的共同職業背景。第二，作案時間跨度三年，如果是一個人乾的，他三年只做了五起，頻率太低了。要麼他中間還有別的案子沒被發現，要麼他根本不是一個人。第三，菸頭的問題——如果是同一個兇手，他應該每次都抽菸，或者都不抽。但哈爾濱和牡丹江那兩起沒有菸頭。而且趙秀蘭這個案子，菸頭是留在茶几上的，說明他抽完煙、把菸頭按滅在菸灰缸裡，甚至沒想過要帶走。而佳木斯的案子，菸頭是扔在地上踩滅的。處理方式不一樣。”
齊亮點了點頭：“陸組長，我補充一點。從痕跡清理的程度來看，佳木斯和齊齊哈爾的現場，兇手清理得比較仔細。領帶上的指紋擦乾淨了，地面也拖過，客廳的抽屜雖然沒翻亂，但明顯是被人拉開來檢查過的——兇手在找什麼東西。而哈爾濱和牡丹江那兩起，清理得相對粗糙，更像是臨時起意。趙秀蘭的案子，介於兩者之間——清理了領帶上的指紋，但沒有處理菸頭。這有點矛盾。”
“這恰恰說明問題。”陸衛東從抽屜裡摸出煙盒，抽出一根點上，吸了一口，“如果他是有預謀的，他應該把所有痕跡都清理乾淨。但他漏了菸頭。如果他是一時慌亂，他應該留下更多痕跡。但他只漏了菸頭。這說明——他本來沒打算留下任何痕跡，但某個環節出了岔子，讓他不得不提前離開，忘了處理菸頭。”
“所以他認識死者？”雷明問，“他本來準備待更久，但出了意外？”
“有可能。”陸衛東吐出一口煙，“他敲門進去，死者給他開了門。他們坐下說話，他點了煙，準備等一個時機動手。但中間出了變故，他不得不提前動手，走的時候忘了處理菸頭。這個變故是什麼？是死者突然察覺了什麼？還是有人來了？”
他站起來，走到窗前，推開窗戶。六月牡丹江的熱風裹著街上的塵土和汽油味灌進來，衝散了屋裡的煙氣。他背對著雷明和齊亮，看著樓下街道上稀疏的行人。
“還有一種可能，”他轉過身來，“有人在模仿。第一起案子被報道了，有人看見了，然後照著做。但模仿者只學到了表面，沒學到精髓。所以有的案子留下了菸頭，有的沒有。有的清理了現場，有的沒有。”
雷明想了想：“那趙秀蘭的案子呢？她是被模仿的，還是原創的？”
“不知道。所以才要查。”陸衛東坐回椅子上，掐滅菸頭，“雷明，你去一趟佳木斯，找當年辦案的民警聊聊，看看他們當年排查過什麼線索，有沒有什麼細節沒寫在卷宗裡。齊亮，你去齊齊哈爾，做同樣的事。重點問兩件事：第一，案發前後，有沒有人在死者家附近見過一個年輕男人，穿白襯衫、戴帽子；第二，死者女兒的社會關係，當年查過沒有，有沒有什麼發現。”
“明白。”兩人齊聲應道。
當天下午，雷明和齊亮就出發了。
陸衛東留在牡丹江，重新梳理趙秀蘭案的線索。他把孫隊長叫來，兩人坐在會議室的長桌前，桌上攤著趙秀蘭的社會關係表。孫隊長手裡捏著一支鉛筆，一邊聽陸衛東說話一邊在紙上勾畫。
“趙秀蘭的社會關係，分三類。”陸衛東說，“第一，家人和親戚——她丈夫三年前病逝，她妹妹趙秀紅在紡織廠上班，女兒陳雪在哈爾濱師範大學讀書。第二，鄰居——她住的那棟樓是老小區，鄰居大多是老年人，平時來往不多。第三，菜市場——她在東安農貿市場賣菜，同一個攤位的同行有西五個，顧客流動性大。”
孫隊長點頭：“前兩類我們都查過了，沒有可疑的人。菜市場那邊人多眼雜，還在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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