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的應天府，或者說南京，在大明帝國的版圖、或者地理位置上佔據著一個獨特而微妙的位置。
自明成祖朱棣透過“靖難之役”奪取皇位，將都城北遷至北京後，南京雖不再是權力中樞，卻仍完整保留了一套與北京相對映的中央官制，這便是明代特有的“兩京制”。
當年佈局，是想著若北方遭遇邊患、天災乃至戰亂，朝廷可隨時南遷，依託南京的城防與完整的官員機構迅速恢復統治。
可百餘年來，這套備用的行政體系，即便在“土木堡之變”那般社稷危殆的關頭也未曾啟用；
久而久之，南京諸衙門的實權早已勢微。但機構級別仍在，編制依舊齊全。
正因如此，南京的六部九卿，漸漸演變成了安置失勢元老、勳臣宿將的“榮養”之所，或是京城新貴們積累履歷、等待騰躍的跳板。
雖大多是有名無實的“清貴”職位，但其中亦有手握實權的例外——南京戶部便是核心。
它不僅掌管南直隸的鹽科、黃冊（全國戶籍土地登記簿）與賦稅徵收，還代管浙江、江西、湖廣三省的稅賦轉運。
江南富庶之地的漕糧、鹽利、絲綢稅，半數都要經南京戶部之手入庫。
換句話說，大明的“錢袋子”，有一半捏在南京的戶部官員手裡。
如此特殊的政治地位，加之掌控著巨大的經濟資源，使得南京及整個南直隸地區，自然而然地成為了士紳家族盤踞、勢力根深蒂固的淵藪。
再加之江南物產豐饒，文風鼎盛，科舉入仕者層出不窮。透過座師、同鄉、同寅等關係，他們織就了一張龐大而堅韌的關係網路。
僅以科舉為例，有明一代，應天府一地便出了五百餘名進士，而鄰近的松江府（今上海松江區等地）亦出了三百六十餘名，其數量均位居全國前列，足見此地文脈之盛與仕宦根基之深。
這些家族往往累世官宦，田連阡陌。族中子弟透過科舉不斷進入官僚體系，形成“朝中有人，地方有產”的格局。
地方官上任，若不拜會這些士紳世家，政令便寸步難行；衛所將領需靠他們供給糧草，甚至要將屯田佃給士紳收租；
連南京六部的官員，也多是江南士子出身，遇事往往先顧著“鄉黨情誼”。
因此，在江南士紳看來，他們早已是能與朝廷中樞分庭抗禮的龐然大物。
他們自信地認為，即便是皇帝，面對這“鐵板一塊”的江南利益集團，也需投鼠忌器。
畢竟，強如當年的永樂皇帝，對江南士族亦多以懷柔為主。
而在他們看來，龍椅上那位登基不過月餘的年輕天子，言辭再激烈，只要尚存理智，就絕不敢輕易觸動他們的根本。
正因如此，縱然朝廷的新政政令一再下發，在南直隸官員的消極應對和士紳的暗示施壓下，也幾乎寸步難行。
這也是朱由校決心派遣魏忠賢南下的根本原因：江南，需要一場血的洗禮。
數百年的特權與優待，已讓這些士紳對皇權產生了根深蒂固的輕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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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南直隸總兵崔旭東雖然帶兵打仗是一把好手，但是面對如此複雜的局勢，明顯還是有些力不從心。
可實際上江南表面的富庶下，早已是“烈火烹油”的局面。
兩百餘年承平，人口滋生，而土地兼併尤如貪婪的饕餮，從未止息。
“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並非古籍上的慨嘆，而是江南日益尖銳的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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