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大明而言，南洋不過是家門口的內海，自古以來就屬於中華文明圈，從漢代交趾郡到唐代安南都護府，從宋代市舶司到永樂年間三寶太監設舊港宣慰司。
只要國內政局穩固，府庫充盈，兵甲齊整，便可從容經略，將這片沃土徹底納入版圖，成為滋養大明盛世的一片膏腴之地。
儘管自十六世紀起，隨著地理大發現的浪潮席捲全球，歐洲諸國的帆影穿梭於各大洋之間，殖民擴張與海外貿易並行，其在全球貿易中的地位逐步攀升，
但有一點始終毋庸置疑，在1500年至1800年，即地理大發現開始至工業革命爆發的近三百年間，世界經濟的中心，一直在東方，在中國。
尤其是從明代中後期至清代中期，中國長期扮演著全球經濟中心的角色，無可替代。
憑藉絲綢、瓷器等手工業品無與倫比的品質與產能，中國在幾乎所有對外貿易中都維持著令人瞠目的鉅額順差。
不僅周邊諸國以朝貢體系為基礎，維繫與中國的政治—經濟聯絡，就連遠隔重洋的歐洲列強乃至新大陸的殖民地，為了獲得那些令歐洲貴族瘋狂追捧的東方珍品，也不得不捲入以中國為中心的跨洋貿易網路。
其結果便是，精美絕倫的大明貨物營銷四海，而全球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的白銀，如百川歸海般持續流入中華腹地。
而隨著朱由校廢除海禁，以以“專利鼓勵”、“減免商稅”、“官督商辦”等舉措，鼓勵國內士紳商賈投資工坊、興辦實業，推廣格物院的各項發明創造，大明的生產力被進一步激發。
可以預見的是，在不久的將來，大明在全球經濟中的地位將更加穩固、更加重要，成為無可撼動的中央帝國。
然而，這一切的運轉，離不開一個關鍵要素——廉價而充足的勞動力。
天啟三年，天津港?海關
初春的寒風仍帶著料峭之意，從渤海灣刮來，吹拂著港口林立的桅杆與簇新的海關旗幡。
工部尚書徐光啟身著緋紅官袍，外罩一件禦寒的深青色絨披風，在幾名工部工部主事的簇擁下，步履沉穩地穿過繁忙的碼頭區，徑直朝著天津港的海關衙門走去。
他們此行，是專門為了查驗第一批由南洋萬里迢迢運來的特殊貨物—“南洋土人精壯”，也就是民間商賈口中的“南洋奴”。
隨著格物院那邊傳來的喜訊，成功研製出可用於鐵路牽引的蒸汽電單車頭，而且，工部奉旨勘測的京津鐵路線路，也已經初步完成。
萬事俱備，只欠東風——缺乏大量能吃苦、耐勞役、不怕死的勞役。
徐光啟心中清楚，陛下雖銳意革新，卻素來愛民如子、體恤百姓疾苦，早有上諭：“凡興大工，必先安民；若以民命為草芥，雖功成亦罪。”
而那些需要開山鑿路、遇水搭橋的路段，動輒需要火藥爆破，往往是九死一生。
若他為了趕工修路而不顧百姓死活，強行徵調民夫前往險地勞作，即便到時候路修成了，他這項上人頭，恐怕也得被盛怒的陛下掛在城門樓上，以儆效尤！
警示天下官員，不可輕賤大明子民的性命。
幸而，南洋都督府胡、羅兩位都督“體察上意，善解朝憂”，不但橫掃南洋諸島，還將大批俘獲的土邦青壯作為戰利品與勞役，源源不斷地裝船北運，送往天津港口。
這第一批抵埠的三千名南洋精壯，恰好能解工部的燃眉之急。
雖說徐光啟心中，始終覺得此舉與聖賢教化相悖，有傷天和，但念及鐵路事關國運，容不得半點耽擱，且這些化外之民能沾溉王化、以役代刑，或也算一種“教化”。
更何況，與大明百姓的性命相比，這些化外野民的得失，終究是兩害相權取其輕，徐光啟只能壓下心中的惻隱，默然接受。
海關左侍郎宋塵早已在海關衙門外等侯，遠遠望見徐光啟一行人，便快步上前，拱手行禮，
“下官宋塵，見過徐尚書，諸位大人。部堂大人一路辛苦，海風凜冽，下官已備下熱茶，恭請大人歇息片刻，暖暖身子再議公事不遲。”
徐光啟微微頷首，目光掃過海關周邊規整的營房與巡邏計程車兵，也不繞彎子，直截了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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