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的意思傳至內閣與大都督府，朝野上下，無人有異議，更無人敢有異議。
在一位胸懷開拓寰宇之志、又牢牢執掌絕對力量的帝王手中，大明的體制就決定了皇權的至高無上——一言九鼎，無人能掣肘，更無人敢掣肘。
為何中國歷史上，凡以文臣集團為主導的朝代，皆偏向守成，對對外戰爭避之唯恐不及？
宋朝自不必說，往前數，魏晉南北朝、隋唐以降，只要文官集團把持朝堂中樞，提及開戰便一片譁然反對，寧可輸送歲幣、屈辱求和、閉關自守，也不願輕易動刀兵。
是文人天生懦弱嗎？
不，其實是文人變了。
漢唐盛世，文人多出身世家豪強。他們不單單是讀書人，更是世家子弟，他們有自己的部曲，有自己的莊園，有世代相傳的武學傳統。
諸葛亮躬耕南陽，看似隱逸，一齣山便能統帥三軍，六出祁山，打得司馬懿龜縮不出、不敢應戰；
周瑜更不用說，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是儒者，更是運籌惟幄的三軍主帥。
陸遜火燒連營、杜預平定東吳、謝玄淝水破敵……哪一個不是既能吟詩作賦、論道經邦，又能披甲持兵、縱橫沙場？
那時候的文人崇尚的是“修齊治平”，是“內聖外王”，但從不輕視武功。
他們讀書明禮，亦習武強身；他們坐而論道，亦臥而論兵。
佩劍更是標配，李白自謂“十五好劍術，擊劍為任俠”，腰間長劍隨他仗劍天涯；杜甫亦有“射飛曾縱鞚，引臂落鶖鶬”之勇，彎弓射禽不在話下，都是真能動手的。
那時候的文人佩劍，可不只是風雅，更是一種守護的擔當。
他們心中有強烈的民族大義，有“犯我強漢者，雖遠必誅”的豪情，對他們來說，文武不是對立的，而是相輔相成的。
而真正讓天下風骨、文人精神徹底轉向的，是五代十國那段漫長而黑暗的大亂世。
百年戰火，禮崩樂壞，綱紀蕩然無存。
君不君、臣不臣、將不將、兵不兵，“置君猶易吏，變國若傳舍”成了常態。
短短五十三年間，中原更迭五朝、八姓十四帝，皇位如走馬燈般輪換。
那些驕兵悍將，今日可擁立你為帝，明日便可舉刀弒主，毫無忠誠可言。
文人在這亂世之中，更是命如草芥。
“寧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昔日高門子弟、飽學之士，今日或被屠戮於市井，或流落為奴為婢，尊嚴掃地。
《舊五代史》裡記著一句話：“安朝廷，定禍亂，直須長槍大劍，至如毛錐子，焉足用哉！”
毛錐子，便是毛筆，便是文人，意思就是說你們這些文人有什麼用？連自保都做不到。
馮道歷仕四朝十帝，不是他不要臉，是那個時代，要臉的人都死了。
也正是這場持續百年的浩劫，讓後來的儒家思想，開始變得偏激，開始走向另一個極端：
既然武人亂國、不可信任，那就徹底壓制武人；
既然兵戈四起、天下糜爛，那就全力推崇文治，杜絕軍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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