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正是從這一時期開始，文人的思想慢慢變了，儒家的理念也慢慢變了。
由漢唐的“剛健有為”，漸轉為宋明的“內斂守成”；
由“兼濟天下”的豪情，退化為“獨善其身”的謹慎；
由“華夷之辨”的凜然，弱化為“息事寧人”的妥協。
到了宋代，文人的形象已經成了“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的書生。
他們皓首窮經，他們吟風弄月，但他們不識五穀，不知兵事。
蘇東坡那樣能寫“大江東去”的人，已經是鳳毛麟角；大多數文人，連馬都騎不穩，更別說上陣殺敵。
他們對戰爭的理解，來自兵書，來自史書，來自想象，然後用這些想象去指揮戰爭，結果可想而知。
宋代“將從中御”的荒誕制度，便是如此：
皇帝和文臣們躲在汴梁城裡，用陣圖和文書指揮千里之外的軍隊，外行指導內行，不敗才怪。
而文臣集團發自本能地厭惡戰爭，其實是最現實的利益考量：
戰事一開，武將必然立功；武將立功，地位必然上升；地位上升，權力必然膨脹；
武將膨脹的兵權、財權、話語權，必然擠壓文臣的生存空間與實際利益，動搖他們文治話語權。
至於“恢復漢唐舊土”，喊喊口號尚可，真要付諸行動？
算了，太危險，太費錢，太容易讓武人坐大。
文武之間的隔閡，越來越深，彼此敵視，彼此制衡，再也回不到漢唐那種文武一體的氣象。
文臣視武將為粗鄙，武將怨文臣為掣肘。
一旦朝中言戰，文臣必齊聲反對：“兵兇戰危，勞民傷財，勝則武將權重，敗則國本動搖。”
是以兩宋三百餘年，除岳飛等寥寥數人外，罕有主動經略四方之志。即便面對遼、金、蒙元步步緊逼，亦多以歲幣、和議苟安一時，終至亡國。
這一點，放在大明朝堂，體現得更是淋漓盡致。
朱元璋起於布衣，身邊跟著的是徐達、常遇春、李文忠、馮勝、……這幫從屍山血海裡殺出來的老兄弟。
這些以勳貴為主的武將集團，在開國的頭幾十年裡，把文臣們壓得喘不過氣來。
那幫驕兵悍將，是朱元璋的老兄弟，除了尊重朱元璋外，又怎麼會把其他人放在眼中？
文臣們只能縮著脖子做人，一句話都不敢多說。
可朱元璋終究也逃不過帝王私心。
他為太子朱標迎娶的正妃，是開國第一猛將常遇春之女；
嫡長孫朱雄英，便是常遇春的親外孫。
這一層結姻，用意再明顯不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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