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著王英卓的條陳，目光落向輿圖之上那片廣袤無垠的南亞次大陸，朱由校的思緒漸漸飄離了眼前的軍議。
心底不由自主翻湧起來自後世的種種見聞，關於這片土地的種種奇聞異事，紛至沓來。
天竺，也就是後世所稱的印度，在他印象裡，那真是一個奇葩的國度。
回溯近代歷史，百年之後，遠在歐洲的英國，僅憑數萬殖民軍隊，再輔以就地徵召的天竺土兵，便將偌大的南亞次大陸牢牢掌控在手。
自 1757 年普拉西一役奠定優勢，再到 1858 年英王正式接管全境，首至 1947 年天竺脫離管控，前後長達一百九十年。
這段歲月裡，英國人始終奉行分而治之的策略：
扶持各地土邦王公相互制衡，挑撥不同教派、族群彼此對立，再借根深蒂固的種姓制度分化民心。區區數萬遠渡重洋的殖民者，竟壓得數億當地民眾束手無策。
當英國女王維多利亞加冕為“印度女皇”時，這片擁有數千年燦爛文明的古老國度，也自此得了 “大英帝國王冠上最璀璨明珠” 的名號，成為西洋列國誇耀霸業的談資。
無數印度士兵拿起刀槍，為英國打仗，為英國流血，為英國征服其他殖民地，卻從未想過反抗。
待到全球獨立運動轟轟烈烈的時候，印度的謀求自主的方式更是舉世罕見。
——不是靠槍炮打出來的，是靠一個瘦弱的老人絕食、紡線、非暴力不合作換來的。
彼時恰逢二戰落幕，英國國力急劇衰退，再無力維繫遍佈全球的龐大殖民地，幾番周旋拉扯之下，天竺才藉著時代大勢勉強換取自治之權。
說到底，英國人不是打不過，是不想打了、打累了、覺得划不來了，這才施捨般地給了他們自由。
而甘地、尼赫魯，這些被後世印度人奉若神明的人物，自始至終都未曾在戰場上擊敗殖民者，他們依仗的，不過是道德輿論施壓，以及英國國力衰敗的現實。
印度獨立那天，尼赫魯在紅堡升起三色旗，發表那篇著名的《與命運之約》演說，彷彿印度真的從此站起來了。
可實際上，站起來的印度，骨子裡還是跪著的！
你不給我自由，我就餓死我自己！靠這個尋求國家的獨立，說出去誰能信？
一個國家，連獨立都要靠敵人施捨，還有什麼資格自稱“大國”？
除卻近代史的無奈，天竺本土的民風與社會，更是矛盾叢生。
底層民眾世代受強權與制度壓迫，性情大多溫順怯懦，可骨子裡又藏著一股莫名的狂妄自大。
傳承數千年的種姓制度，將世人按血脈硬生生劃為三六九等：
第一等‘婆羅門’執掌祭祀文教，高居萬民之上；
第二等‘剎帝利’掌軍政權柄，為王公武士階層；
第三等‘吠舍’專事農耕商貿，奔走營生；
人數最多的‘首陀羅’，則世代為人僕役，終生勞作。
除此之外，還有被摒棄在西大種姓之外的 “達利特”，也就是世人口中的賤民，生來便低人一等，永無出頭之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