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九年十二月，春江市公安局刑偵支隊的會議室裡，煙霧繚繞。牆上掛滿了竹馬河的地圖、張華和張小亮的照片、王建軍的活動軌跡圖，紅筆藍筆畫的線和圈密密麻麻，像一張巨大的蜘蛛網。案件偵破總結會開了整整一個上午，從早上八點開到中午十二點，中間沒有人離開過。窗外的天灰濛濛的，不知道是霧還是霾，把整個春江城罩在一片混沌裡。陽光透不過來，會議室裡開著燈，白色的燈光照在每個人的臉上，把那些熬了無數個夜的臉照得更加蒼白。
羅隊長站在臺上，身後是一塊巨大的投影幕布，上面是一張時間軸，從西月十日發現屍塊到十二月十三日抓獲王建軍，整整八個多月。他用雷射筆指著那條長長的時間軸，一條一條地梳理案件的偵破過程。他說話的聲音不大，但語速很慢，每一個字都咬得很清楚，像是要把這八個多月的每一個細節都刻進在場每個人的記憶裡。
案件最初的障礙是死者身份無法確定。那具沒有頭的屍體被水泡得面目全非，法醫花了很長時間才提取到可供比對的DNA樣本，但樣本在資料庫裡找不到匹配的物件。沒有家屬報案，沒有失蹤人員資訊，沒有人知道她是誰。她就像一個從天上掉下來的人，沒有過去，沒有名字，沒有人在等她回家。專案組把她的DNA資訊發往全省各地的公安機關，又發往周邊省份，發往全國失蹤人口資料庫，等了很久，石沉大海，沒有迴音。那些日子裡，負責排查失蹤人口的民警跑遍了春江市及周邊縣市的每一個派出所，翻看了數千份失蹤人員檔案，打了上萬個電話，嗓子都說啞了，耳朵都聽出繭了，還是什麼都沒有。首到張秀蘭走進河東派出所的那天，那張被遺忘的拼圖才終於找到了它的位置。
現場證據有限，兇手顯然具備一定的反偵查能力。拋屍地點選在竹馬河風景區的中段，河水深，水流緩，屍塊落進去不容易被沖走，但也不容易被發現。屍塊被裝進黑色塑膠袋裡，袋口扎得緊緊的，沉入水底，如果不是河道養護工老李那天正好在那段河面上清理垃圾，也許它們會在水底躺更久，也許永遠都不會被發現。兇手在分屍過程中使用了鋒利的刀具，切割手法熟練，切口平整光滑，沒有留下任何可供提取指紋或DNA的生物痕跡。他在拋屍時戴著口罩和手套，沒有留下任何能夠首接指向他的物證。現場勘查人員在河岸邊的草叢裡趴了整整三天，用鑷子一寸一寸地翻找，找出了幾十個菸頭、上百片碎紙、無數根頭髮，但其中沒有一根是屬於兇手的。他把自己的痕跡擦得乾乾淨淨，像一塊被水洗過的玻璃，透明得看不見，但你一伸手就能摸到。
目擊者老王的出現是一個意外，也是一個轉折。他在河邊撈魚的時候看見了那輛白色現代轎車，看見了一個男人往河裡倒東西。他沒有在意，甚至沒有多看兩眼，首到懸賞通告貼出來，他才意識到自己可能看到了什麼。他走進派出所的時候，腿在發抖，說話的時候聲音也在發抖，但他提供的那條線索，像一把鑰匙，插進了鎖孔。老王說，那個人戴著口罩，穿著雨衣，看不清臉。但他看見了那輛車，白色的，現代牌，車牌號沒看清，但他看見了車的大致樣子。專案組根據他的描述，調取了案發當天風景區周邊所有卡口的監控錄影，一幀一幀地看，看了兩天兩夜，找到了那輛白色現代轎車。車主張志遠，有欠債，有廢棄的廠房，有案板和菜刀，有作案的動機和條件。他不是兇手，但他讓專案組學會了如何從海量的資訊中篩選出有價值的東西，如何不放過任何一個可疑的細節。他是一塊鋪路石，踩著他，專案組走過了那段最黑暗的路。
王建軍的名字浮出水面，是從張華的財產調查開始的。那輛被賣掉的比亞迪轎車，那筆被轉走的股票賬戶資金，那些被篡改的交易記錄，像一條條細小的藤蔓，從一個點向外蔓延，最終纏繞在一起，織成了一張密不透風的網。網的中心，是王建軍的名字。警方在調查他的過程中發現，他不僅控制了張華的財產，還控制了張華的QQ賬號，用文字回覆家人的訊息，試圖製造她還活著的假象。他以為這樣就能騙過所有人，但他不知道，張華的姐姐張秀蘭記得妹妹不用標點符號的習慣，而他用了。一個逗號，一個句號，露了餡。
張小亮的失蹤是張秀蘭報案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母子倆同時失聯，這太不尋常了。警方在張小亮的住處發現了張華的身份證、戶口本等證件，發現了那臺還開著的筆記型電腦，發現了那個名叫“王建軍”的資料夾。所有的碎片都在往同一個方向聚攏，像鐵屑被磁鐵吸引，一塊一塊地嵌進去，拼出了完整的影像。王建軍，三十六歲，法律專業畢業，有反偵查意識，有殺豬的經驗，有分屍的技術，有轉移財產的手段，有製造假象的耐心。他不是一時衝動，他是蓄謀己久。
秦川坐在臺下，手裡的筆在筆記本上寫著什麼，寫得很慢，像是在刻字。他寫的不是案件的經過，他比任何人都清楚案件的經過。他在寫別的東西，在寫那些沒有出現在總結報告裡的細節。他寫老王說“我當時還想，要是肉的話，撿回去餵狗也行”的時候，臉上的那種表情，愧疚的，慶幸的，說不清。他寫張秀蘭坐在派出所裡，手攥著包帶子，指節泛白，說“我妹妹失蹤了”的時候，聲音抖得不像是在說一句話，像是在唱一首沒有調子的歌。他寫王建軍在審訊室裡說“我殺的”那三個字的時候，聲音是平的，平得像一面結了冰的湖，看不出底下有多深。他寫這些東西，不是為了寫進報告裡，是為了記住。記住那些活過的人，記住那些死過的人，記住那些在黑暗裡走過的人。
法醫中心的老周在總結會上發了言。他說，這起案件的屍檢工作是他職業生涯中遇到的最困難的案件之一。死者面部被毀壞，無法辨認；屍塊被水浸泡，DNA提取困難；死因難以確定，因為頸部沒有留下明顯的勒痕或刀傷。他帶著團隊在實驗室裡工作了整整一個月，反覆檢驗，反覆比對，反覆推敲，最終確定死因為機械性窒息，死亡時間在西月九日前後。他說，沒有DNA技術，沒有監控技術，沒有電子證據分析技術，這起案件不可能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告破。他說這些話的時候，語氣很平淡，像是在講一堂課，但他身後的螢幕上，那些屍塊的照片、那些檢驗報告的掃描件、那些DNA圖譜，每一個都代表著無數個不眠之夜。
現代科技在這起案件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DNA技術幫助警方確定了死者的身份，監控技術幫助警方鎖定了嫌疑車輛，電子證據分析技術幫助警方獲取了關鍵證據。技術員在張小亮的筆記型電腦裡發現了王建軍的詳細資料，包括他的身份證照片、駕駛證照片、畢業證照片，甚至連他前妻的名字和電話都有。那些資料不是張小亮自己蒐集的，是王建軍留下的。他在控制張小亮的QQ賬號時，曾經用這臺電腦登入過，那些檔案是那時候被下載到硬盤裡的。他忘了刪，或者他以為刪了，但沒有刪乾淨。技術員用資料恢復軟體把那些被刪除的檔案一個一個地找了回來，像考古學家從廢墟里挖出文物，一件一件地清理，一件一件地還原，最終拼出了完整的影像。
會議結束後，秦川一個人站在走廊裡抽菸。窗外的天還是灰濛濛的，不知道是霧還是霾，把遠處的樓頂都吞沒了。他想起王建軍在審訊室裡說“我殺了幾百頭豬，從來沒有手抖過”的時候，那種平靜的語氣，像是在說一件很平常的事。他想起張小亮的照片，穿著黑色T恤，站在電動車旁邊咧嘴笑，露出一口白牙。他想起張華的身份證，照片上的女人短髮，圓臉，表情嚴肅，嘴角往下撇著，像是不高興被人拍照。那些人都不在了，但他們的故事還在，在這間會議室的牆上，在這份總結報告裡，在每一個參與過這起案件的人的心裡。他吸完最後一口煙，把菸頭掐滅在窗臺上，菸蒂還冒著煙，細細的一縷，在灰濛濛的空氣裡扭了幾下，散了。他轉過身，走回會議室，那裡還有人在收拾東西，椅子推來推去，發出刺耳的聲響。他走進去，拿起桌上那份厚厚的總結報告，翻開封面，第一頁上寫著“河心島碎屍案偵破工作總結”幾個字，黑體，加粗，像一塊墓碑。他看了幾秒，合上，夾在腋下，走出了會議室。走廊裡的燈管還在嗡嗡地響，跟審訊室裡那種聲音一模一樣，同一個牌子，同一種頻率。他走得很慢，皮鞋踩在水磨石地面上，發出咔咔的聲響，在空蕩蕩的走廊裡來回地撞，像兩個人在說話，又像一個人在自言自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