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這幾位“憋屈”了許久的閣老，看來是攢足怨氣，要來跟自己這個皇帝“攤牌”了——再不給內閣正名、給實權，這攤子您自己玩吧，我們不伺候了。
大明的內閣，始創於永樂一朝。
朱元璋廢除丞相後，獨攬萬機，政務繁重難支，朱棣又常年親征塞外。
所以就從翰林院中選拔才學之士，入值宮內文淵閣，參與機務，充當顧問和秘書，輔助皇帝處理文書奏章。
自設立之初便非正式法定官署，僅靠朝堂慣例存續。
內閣大學士本官品級僅正五品，便是朝廷刻意壓低閣臣地位，杜絕相權復生。
常需加封尚書、太保，或者各部尚書等銜以提高地位。
就算是這樣，入閣拜相，參預機務，調理陰陽，也是天下讀書人仕途的頂峰夢想。
然而，這種基於“慣例”而非“制度”的權責，始終模糊而不穩定，極易隨皇帝的個人喜好而波動。
成祖以後，內閣漸掌票擬，權柄日重，但終究只是‘侍從之臣’，不是法定機構。
它的地位，來自皇帝的信任，而不是制度的規定。
這就是內閣尷尬之處——它有宰相之實，無宰相之名；有宰相之權，無宰相之責。”
待到朱由校登基，設立御前秘書司分走部分票擬初審與批紅之權，設立參謀司專掌軍務，內閣權力被進一步分散和邊緣化。
但這並非朱由校的目的，他這幾年有意無意削弱內閣，是因為新政推行初期，他需要絕對的掌控力和效率，容不得任何雜音和掣肘。
如今，新政己入正軌，系統官員各司其職，內閣也該有個內閣的樣子了。
況且，這幾年，隨著大明的連年開疆拓土，疆域橫跨萬里，哪怕是有御前秘書司以及一眾系統文官輔佐，他也感受到政務的繁雜。
最主要的是，他發現，這些系統官員雖然能力出眾、忠心耿耿，但確實缺乏一些靈光一現的靈感——也就是說，永遠不會出現像張居正那般歷史頂級文官、社稷重臣。
沒有這樣頂級人才的大明，未免有些暗淡。
而一個穩定、有能力、制度化的內閣，正是培養這種頂級政治人才的平臺。
這也就是他為什麼，開始將朝堂上的位置讓給一些大明本土培養出來的人才，只是將監察權牢牢地掌控在手中。
他的構想，是在確保皇權最終裁決的前提下，逐步推動一種類似“君主立憲制下責任內閣”的雛形，將國家的日常行政權制度化、規範化。
這非一日之功，也絕不可急躁。
他是後世之人，沒有家天下的封建想法。
他不能將大明的國運完全寄託於帝王一人品性，誰也無法保證代代帝王皆是賢君英主，一代不如一代的悲劇在中國的歷史上演了太多次。
所以必須嘗試建立一套維持帝國良性運轉的制度框架，哪怕將來出了一個昏君，這套制度也能保證國家不至於迅速崩塌。
因此，看到袁可立等人這份“攬權”的奏本，朱由校非但沒有生氣，反而有些“正中下懷”的欣喜。
大臣們主動提及，總比他強行推行要名正言順。
至於他們要的“監管六部”之權，在朱由校看來，甚至還有些“保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