檔案下發當天，省發改委的一位處長打電話給沙瑞金的秘書，聲音裡帶著抑制不住的激動：“沙省長啊，這份檔案，早該出了啊！
我們下面的人，等的就是這個！”
沙瑞金聽說後，沉默了很久。
他對秘書說了一句話：“看來，我們之前確實欠賬了。”
環太平洋基金那邊，進入了新一輪的磨合期。
按照補充協議，德方開始接收漢東方選派的首批五名工程師，赴德國總部進行為期三個月的培訓。
名單是老楊親自擬定的，全是三十歲上下、技術基礎紮實、英語過關的年輕人。
臨行前，老楊把他們叫到辦公室，只說了一句話：“去了，不是當學生，是當探子。
把他們的設計思路、除錯方法、管理模式，能學的都學回來。
學不會的，記在心裡，回來我們一起琢磨。”
五個人齊聲應下。
施密特得知後，對老楊說：“楊先生，你們的人，很年輕。”
老楊笑了笑：“年輕，才學得動。”
施密特沉默了一下，忽然問：“楊先生，你有沒有想過，五年十年後，你們學會了所有技術，就不再需要我們了。
到那時候，我們怎麼辦？”
老楊沒想到他會問這個。
他看著眼前這個頭髮花白的德國人，忽然有些明白了他心裡的複雜——既想合作，又怕被超越；
既想保持優勢，又知道優勢不會永遠。
“施密特博士，”
“五年十年後的事，誰也說不準。
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只要你們繼續拿出真技術、真誠意，我們就繼續合作。
技術可以迭代，關係可以延續。
但如果你們總想著‘留一手’，那我們的年輕人，只能靠自己去學會所有。”
施密特聽完，沉默了很久。
最後他點了點頭，什麼都沒說，轉身離開了。
老楊站在原地，看著他的背影消失在走廊盡頭。
他知道，這場博弈，才剛剛開始。
新華路派出所的“矛盾糾紛調解工作室”，在第二個月的執行中，遇到了新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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