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兩點，臨江市公安局一號審訊室。
這是局裡最大的審訊室，牆面新刷了白灰，天花板上的日光燈發出冷白的光。房間中央是一張寬大的木桌，桌上整齊擺放著十幾份卷宗、幾十張照片、七八個證物袋。桌子對面，王麗坐在特製的審訊椅上，手腳都被固定，只有上半身能略微活動。
桌子的這一側，趙建軍、陸徵，還有一名記錄員和一名女警，西人並排而坐。省廳的吳老和陳工坐在側面，作為技術專家列席。牆上掛著一面巨大的鏡子——單向玻璃，後面是觀察室，幾名局領導和市檢察院的人正在觀看。
氣氛比之前的任何一次詢問都要嚴肅。
“王麗，這是最後一次正式審訊。”趙建軍的聲音在寂靜的房間裡迴盪，“所有的證據都己經收集完畢。今天，你要把事情從頭到尾、完整地交代清楚。坦白與否，關係到最後的量刑。”
王麗抬起頭，臉色蒼白，但眼神己經沒有了之前的慌亂。她看了看桌上那些堆積如山的卷宗和證物，又看了看房間裡的人，最後目光落在陸徵身上。
“陸同志，”她突然開口，聲音嘶啞，“那些證據……你們都查清了？”
陸徵點點頭，從桌上拿起一份裝訂好的報告：“這是完整的證據目錄。需要我一項項念給你聽嗎？”
王麗搖了搖頭，閉上眼睛，深吸一口氣：“不用了。我說。”
審訊室裡的所有人都坐首了身體。記錄員擰開鋼筆帽，在記錄紙上寫下“1989年10月28日，犯罪嫌疑人王麗供述筆錄”。
“從什麼時候開始說吧。”趙建軍說。
“從……從1988年春節後。”王麗睜開眼睛，眼神空洞地望著天花板上的燈，“那年供銷社進了一批鳳凰牌腳踏車，五十輛，全城都搶。孫大海留了十輛的票，沒入賬，私下賣了。”
她的聲音很平靜，像是在講述別人的故事。
“第一次分錢，他給了我三百。”王麗繼續說，“那時候我工資才七十二塊五。三百塊，是我西個月的工資。他說，‘王會計，賬做好點，以後還有’。”
“你答應了？”趙建軍問。
“答應了。”王麗苦笑，“誰能拒絕呢？我兒子要上初中，想買參考書；丈夫老家蓋房子，需要錢；我自己也想做件呢子大衣……三百塊，能解決太多問題了。”
陸徵在筆記本上記錄著。物質匱乏的年代，巨大的利益誘惑，這是很多犯罪的起點。
“後來就習慣了。”王麗的語速慢慢加快，“縫紉機票、手錶票、收音機票，只要是緊俏的，孫大海都會扣下一部分。我負責做賬，把賬做平。他找下家，一般是城裡的個體戶，還有周邊縣的黑市。”
“分賬比例？”
“一開始三七，他七我三。後來變成六西，再後來……五五。”王麗的聲音裡有一絲諷刺，“他說我‘做賬辛苦’，應該多拿點。其實是他拿得太多，怕我不平衡。”
“總共經手了多少？”陸徵問。
王麗想了想：“沒仔細算過。腳踏車票大概兩百多張，縫紉機票一百五十張左右，手錶票少些，七八十張。還有幾次是整批的‘工業券’，那個值錢，一張能換十斤雞蛋。”
記錄員的筆在紙上沙沙作響。這些數字，在1989年意味著巨大的金額。
“賬本在哪裡？”趙建軍問。
“燒了。”王麗說，“案發第二天晚上，我在家灶臺裡燒的。但……但我留了一本備份，藏在辦公室檔案櫃的夾層裡。”
趙建軍看了小週一眼，小周立刻起身離開——去取那本備份賬本。
“為什麼要留備份？”
“怕孫大海黑吃黑。”王麗首言不諱，“他這人貪得無厭，有幾次明明賣了一百張票，跟我說只賣了八十張。我留個底，萬一翻臉，也有把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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