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顯民的死刑執行後第三天,陸錚收到了一封信。
信是寄到六組辦公室的,信封上沒有署名,只有“陸錚收”三個字,字跡工整,一筆一劃,不急不慢。郵戳是本市,日期是前天。陸錚拆開信封的時候,季潔正好端著一杯咖啡從他身後走過,瞥了一眼信封裡的內容,腳步頓了一下,但沒有停下來。
信只有一頁紙,用鋼筆寫的,字跡和信封上的一樣工整。
“陸錚:你贏了。但我有一個問題想問你——你是從哪裡來的?王顯民。”
陸錚把那頁紙看了三遍,然後摺好,放進了口袋。他沒有把信交給鄭一民,也沒有給任何人看。他知道王顯民是什麼意思——王顯民在生命的最後時刻,終於意識到了陸錚身上那種“說不清楚的東西”。那不是首覺,不是經驗,不是天賦。那是來自另一個時空的記憶。王顯民猜到了,但他沒有機會說出來了。
陸錚站在辦公室的窗前,看著窗外的天空。三月的北京,天空還是灰濛濛的,但陽光己經有些暖意了。樓下的街道上,有人在遛狗,有人在買菜,有人在修腳踏車。一切看起來那麼正常,那麼平靜,彷彿什麼都沒有發生過。
但陸錚知道,有些事情己經永遠改變了。
劉德勝被判了死刑,他沒有上訴。李志遠被判了七年,他沒有哭,也沒有笑,只是低著頭,被法警帶走了。孫建國被判了十年,他在法庭上最後看了張德明一眼,那一眼裡有怨恨,有無奈,有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東西。張德明被判了無期,他站在被告席上,頭髮全白了,背駝了,整個人像一棵被蟲蛀空了的老樹,風一吹就會倒。孟建國被判了十五年,他沒有回頭,沒有看任何人,只是安靜地跟著法警走出了法庭。
譚永強被判了十二年。他在法庭上說了一句話——“我不後悔。王顯民對我有恩,我幫他做事,是還他的恩情。”旁聽席上有人噓他,有人罵他,有人朝他扔東西。法警把他帶走了。
何秀英沒有被起訴。她作為證人出庭作證,提供了關鍵證據。她的孩子——孟小軍——被送到了她父母身邊。她一個人離開了北京,去了一個沒有人知道的地方。臨走的那天,她給陸錚打了一個電話。
“陸警官,謝謝你。”她說,“謝謝你沒有放棄我。”
“好好生活。”陸錚說,“為了你的孩子。”
電話那頭沉默了很久,然後傳來一聲輕輕的“嗯”,然後電話就掛了。
那天晚上,六組的人在一家小飯館裡吃了一頓飯。
飯館在刑偵總隊附近的一條衚衕裡,不大,但菜做得不錯。老闆是個五十多歲的胖女人,看到穿警服的人進來,臉上笑開了花,親自端著茶壺來倒水。鄭一民點了一桌子菜,紅燒肉、糖醋排骨、清蒸鱸魚、蒜蓉空心菜、老火靚湯,還有幾瓶啤酒。
楊震開了第一瓶啤酒,給每個人都倒了一杯。
“來,”他舉起杯子,“為了王顯民案,乾杯。”
“乾杯。”大家碰了一下杯,啤酒濺出來幾滴,落在桌上,在燈光下閃著光。
鄭一民放下杯子,看著陸錚。
“小陸,”他說,“這個案子,你是最大的功臣。沒有你,我們可能還要再查很多年。”
陸錚搖了搖頭。
“不是我一個人的功勞。是所有人的功勞。鄭隊,是你拍板決定翻蓮花小區的舊案。季姐,是你在深圳發現了那個孩子的骸骨。楊哥,是你連夜提審劉德勝,讓他交代了王志軍的事。黃濤,是你沒日沒夜地查通話記錄、銀行流水、戶籍檔案。白羚,是你把所有的材料整理成報告,沒有漏掉任何一個細節。”
辦公室安靜了。
楊震拍了拍陸錚的肩膀。
“你小子,”他說,“什麼時候學會說這種話了?”
“跟你學的。”陸錚說。
楊震笑了,端起酒杯又喝了一大口。
季潔坐在陸錚對面,手裡端著杯子,但沒有喝。她看著陸錚,目光裡有一種說不清的東西——不是感激,不是欣賞,而是一種更復雜的、混合了信任和依賴的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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