吏部尚書王首出班，手持一份奏疏，面色鄭重：“啟奏陛下，太上皇南行在即，儀制、護衛、沿途供應等事，禮部與兵部己擬定章程。唯有一事，臣等難以定奪，請陛下聖裁。”
朱祁鈺知道他要說什麼，平靜地道：“王尚書但講無妨。”
王首道：“太上皇至南京後，當以何種身份理事？其所釋出之令諭，當以何種名義行文？其可否接見地方官員？可否調閱地方卷宗？可否對南京守備及衛所下達指示？”
這西個問題，一問比一問尖銳，一問比一問敏感。
殿中驟然安靜下來。
所有人都知道，這才是太上皇南下一事中最核心的問題：權力。
自古以來，太上皇的處境無非兩種：一種是有實權的，如宋高宗趙構，雖然退了位，但軍國大事還是要向他請示，新皇帝不過是個擺設；另一種是被軟禁的，如唐高祖李淵，退位之後便徹底退出政治舞臺，連宮門都出不去。
但朱祁鎮的情況，顯然兩種都不是。
他不是趙構那種說一不二的太上皇，因為朱祁鈺對朝政的掌控明顯在他之上；他也不是被軟禁的太上皇。因為朱祁鈺放他出去了，而且顯然希望他在南方有所作為。
這就出現了一個微妙的問題：太上皇在南方的權力邊界在哪裡？
若是權力太小，處處受掣肘，那他南下的意義何在？若是權力太大，萬一他藉機培植勢力，日後尾大不掉，又該如何是好？
這個問題，禮部不敢定，吏部不敢定，內閣也不敢定。只能由皇帝親自來定。
朱祁鈺沉默了片刻，環視了殿中群臣一圈，然後緩緩開口：“朕以為，此事可分三層。”
“第一層，太上皇南下，名義上是祭陵。既是以祭陵之名，那沿途官員接駕、供奉，皆依藩王例，加一等。”
“第二層，太上皇至南京後，南京各衙門當以禮相待。太上皇若對地方政務有所垂詢，南京各衙門當據實以報，不得隱瞞。”朱祁鈺說到這裡，停頓了一下，“但，太上皇所發諭示，須經南京守備李賢副署，方可施行。”
殿中又是一陣嗡嗡的議論聲。
朱祁鈺這第三句話，實際上是在太上皇的權力上打了個結，太上皇可以問，可以看，可以說，但若真要做什麼決定，必須經過南京守備李賢的同意。
而李賢是朱祁鈺登基後任命的南京守備，也算是朱祁鈺的人。
換句話說，太上皇有“議政權”，但沒有“決策權”。
群臣們心中都鬆了一口氣。
但朱祁鈺接下來的話，卻又讓所有人吃了一驚。
“第三層，太上皇在南京，若有緊急軍務或重大民變，可先命南京守備調兵處置，再行奏報朝廷。”朱祁鈺的語氣很平靜，“畢竟南京是留都，離京城有兩千餘里。若是事事都要等朝廷的旨意，黃花菜都涼了。”
這話一齣，連王首都不由得愣了一下。
給太上皇“先斬後奏”的權力？這膽子也太大了吧？
陳循忍不住出班道：“陛下，南京雖有守備軍，但調兵之權，非同小可。臣以為，是否……”
“朕知道陳閣老的顧慮。”朱祁鈺打斷了他，“但陳閣老想想，南京是什麼地方？是大明的留都，是江南的核心。若是江南出了什麼亂子，遠在兩千多里外的京城鞭長莫及，必須有一個人能在南京當機立斷。這個人，要麼是南京守備李賢，要麼是太上皇。但李賢只是侯爵，有些場合分量不夠；太上皇不同，他是太上皇，是宗室中地位最高的人，由他來處置緊急軍務，名正言順。”
陳循還想再說什麼，但張了張嘴，最終還是閉上了。因為他不得不承認，朱祁鈺說得有道理。
南京留都雖然有一套行政班子，但畢竟離京城太遠。若真遇到什麼緊急情況，等朝廷的旨意到了，怕是己經釀成大禍。留一個能在關鍵時刻拍板的人，確實是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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