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泰三年二月初一，松江府。
一道從北京快馬送來的詔書，在松江城引起了軒然大波。
詔書的核心內容只有一條：即日起，松江府一切工坊、商戶、碼頭、貨棧，僱傭工人不受任何限制。工人可以自由選擇僱主，僱主可以自由僱傭工人。工錢由雙方自行議定，官府不再製定統一的工價標準。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阻攔工人離工他就。
用西個字概括就是——僱工自由。
這道詔書，放在大明任何一個地方，都是石破天驚的大事。
因為自洪武開國以來，太祖朱元璋對人口流動的管制是極其嚴格的。在他的治國理念中，農民就應該老老實實種地，工匠就應該子承父業，商人在他眼裡更是不事生產的蛀蟲。他設計的那一套戶籍制度和里甲制度，很大程度上就是為了把人牢牢地固定在土地上，動彈不得。
而朱祁鈺的這道詔書，等於是在太祖的制度上，硬生生撕開了一道口子。
在松江府，從今往後，一個人不再天生註定是農民、工匠或商人。他可以自由地選擇去做什麼，自由地選擇為誰工作，自由地決定自己的工錢。這在洪武、永樂年間是不可想象的，私自在城市間流動是要被捉拿問罪的，更別提自由擇業了。
陛下的膽子越來越大。
白圭握著手中的詔書，很快就想明白了朱祁鈺為什麼要這麼做。松江府的一切繁華，歸根到底靠的是人。碼頭需要搬運工，工坊需要紡織工，貨棧需要記賬的賬房，商號需要跑街的夥計。沒有人，一切都轉不起來。而要讓足夠的人湧進松江，就必須給他們自由，自由地來，自由地留下，自由地選擇做什麼。
所以這道詔書的落地，比所有人想象的都要順利。松江城裡的工坊主們歡天喜地，碼頭上正愁招不到人的包工頭們奔走相告。而那些從西面八方湧來松江討生活的人，他們沒有讀過書，不知道什麼叫資本和自由。他們只知道，在松江府，他們可以不被束縛在土地上，他們的手腳是自己的。
僅這一點，就足夠讓他們不顧一切地湧向這座東方之珠了。
景泰三年二月十五，松江城西，劉記棉布工坊。
劉三貴站在自家工坊門口，看著巷子裡那條長長的隊伍，心裡既激動又犯愁。
他是蘇州人，去年跟著幾個同鄉來松江討生活，因為會一手織布的手藝，在碼頭旁邊的工坊裡幹了半年。
今年開春，他攢了一點本錢，又找幾個相熟的商人湊了一些，自己開了一間小小的棉布工坊。工坊不大，滿打滿算只有二十臺織機。但開張頭一天來門口排隊想上工的，少說有上百人。
他的婆娘從門縫裡探出腦袋，看到那條隊伍也嚇了一跳：“當家的，這麼多人？”
“都是來上工的。”劉三貴搓了搓手，既興奮又為難，“詔書一出來，說是松江府僱工自由，附近州縣的人都湧進來了。我今早出門買油條，街口那家山東來的饅頭鋪子門口都貼了招工的條子。你看看這陣仗。”
他婆娘在圍裙上擦了擦手：“那咱招多少人？”
劉三貴咬了咬牙：“先招三十個。手腳麻利的留下，笨手笨腳的開兩天的工錢打發走。”
那一天的松江城，每一間工坊門口都在上演著同樣的故事。工坊主們挑揀著蜂擁而至的工人，像在集市上挑選最新鮮的菜蔬。
幾乎是在同一時刻，松江城東市的一間茶館裡，幾個商人正在談一筆大買賣。
做東的是福建商人吳子敬，作陪的是松江恆裕莊的東家沈文琦，以及剛從寧波遷來的茶商許德盛。
三人在茶館二樓臨窗的雅間坐下，窗外正是松江最繁華的商坊街，街上行人摩肩接踵，挑著擔子的小販在人群中靈巧地穿行，高聲叫賣著從遼東運來的皮貨和從南洋運來的香料。
吳子敬給兩人各倒了一杯茶，開口道：“沈東家、許東家，今天請二位來，是想談一件大事。”
沈文琦端著茶盞，不緊不慢地吹了吹浮面的茶葉：“吳東家請說。”
“我想在松江辦一間織布工坊。”吳子敬開門見山，“不是小打小鬧那種。我的計劃是第一期置辦五百臺織機，僱傭六百到七百名工人。如果生意好，半年後再翻一番。”
沈文琦端茶的手頓了一下。許德盛正要入口的茶也停在了嘴邊。
